貨幣政策相機微調，可以理解。但我們在做這些政策選擇時，要慎之又慎，既要避免該調不調，引爆經濟風險，又要防止做出誤判從而慣性般地超調、過調，要做到既緩解當前的經濟矛盾，又不能背離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
央行2月18日宣布，從2012年2月24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調整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準率將降為20.50%，中小金融機構降為17.00%。盡管選在周末，據預計一次性將釋放4000億至5000億元流動性的期盼仍足以讓饑渴的市場興奮。
周日消息面的反饋印證了這一判斷。主流消息認為，這次調準時機恰當，目的是在穩(wěn)增長，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都是利好。該判斷的主要依據是，從經濟數據和宏觀微觀形勢看，1月份信貸增長遠低于預期，外匯占款雖在恢復增長但增加額仍較少，經濟增長放緩企業(yè)資金吃緊，且物價漲幅有所回落。并且，自去年12月5日近兩年來存準率首次調降0.5個百分點后，市場也普遍存在再次調降的預期。第一季度調降也符合通常的信貸投放加大的規(guī)律。
甚至有機構的預測更為大膽，稱這次下調可視為貨幣政策進入實質性放松階段，預測年內還會有兩到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調降，也不排除第二季度降息的可能。我們理解市場的渴望，但將這次調降的落腳點放在資本市場則失之偏頗。盡管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但這不意味著現在是貨幣政策轉向的恰當時機。這次調整，更準確的判斷是，這是一次微調，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相機而動，匆忙的轉向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作出這個判斷，絕不是所謂的“姿態(tài)主義”或嘩眾取寵，而是站在更大空間下的冷靜觀照。我們懂得，就當前經濟形勢而言，放松貨幣政策釋放流動性甚至要求貨幣政策轉向的動力更為強大。舉例來說，不少地方政府渴盼流動性釋放的動力絲毫不亞于資本市場。由于近兩年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房價回落幅度雖不明顯，但房地產的大幅擴張已明顯受到抑制，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收入銳減，地方債務問題也在近日成為市場關注熱點，并進而引發(fā)對銀行業(yè)的負面效應。一些地方政府寄望于通過銀行來解決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從近期被叫停的蕪湖樓市新政即可見端倪。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貨幣政策微調的時機，以及貨幣政策相機微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在做這些政策選擇時，要慎之又慎，既要避免該調時不調進而引爆經濟風險，又要防止作出誤判從而慣性般地超調、過調，要做到既緩解當前的經濟矛盾，又不能背離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從而被報復性的反彈消解掉之前宏調的成果。我們要走出保增長與控通脹交換輪替的怪圈。
這意味著，我們在使用貨幣政策因應經濟形勢時，采取審慎的態(tài)度并不為過。過去的路徑是，保增長和控通脹成為非此即彼的兩難選擇，我們往往陷入各執(zhí)一端的超調境地。之所以陷入如此兩難，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宏觀因素是，我們的經濟被不太健康的高速運轉所綁架，經濟結構存在缺陷。這個結構的顯見弊端是，過度依賴出口抑制了非出口行業(yè)的發(fā)展，土地財政和基建投資拉動在烘托繁榮的同時帶來了浪費和無效，社會保障體系的畸形和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又制約了國內消費市場，從而不能形成一個良性運轉機制。而這樣的運轉機制，在一方遇到大問題時，常常會迫使整個系統為其做整體調整。
當然，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賴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引導，更有賴于經濟發(fā)展與平衡的觀念的調整，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xù)的良性的均衡發(fā)展。回到貨幣政策，我們的存準率和利率調整，也應基于經濟結構良性回歸的主旨。我們在做宏觀調控決策時，既要因應經濟增長、通脹、外匯占款、信貸和資金需求等微觀指標，也要判斷國內外的經濟大勢，勿因某一片面因素而背離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