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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印象里，葉青有著標準形象：一副金屬邊眼鏡，瞇瞇眼，還有一個重要裝備——自行車。“這是誤解，我不是總騎車，關鍵看路程有多遠。”他說。
他的出行理念可以概括為“3510”：3公里走路；5公里騎自行車；10公里以上還得開車。“我上下班開私家車，25分鐘車程。如果騎車，得一個多小時了。但每次去省里開會，都會騎車，全當鍛煉身體了。”
葉青的做法被稱為“一個人的車改”。5年前，他帶著幾個干部到基層縣市調研，由他親自開車。他解釋說：“這樣做，可以節省出司機的座位，除了自己，還能坐3位乘客。”
那時，他是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副廳級干部，坐在司機位置，下屬一名處級干部坐在副駕駛位置。
據葉青回憶，這名下屬干部當過兵，年紀“比較大”，看上去也“比較滄桑”。當小汽車停到縣政府大樓門前，前來迎候的副縣長一把抓住副駕駛座位上的“葉副局長”，笑容滿面地說：“歡迎局長來視察工作。”
真正的“葉副局長”駕車被引導到停車場，沒有被熱情迎候，反而被縣政府門衛攔住，告訴他“司機只能在旁邊房間休息，不能進去”。
類似的經歷有過多次，但葉青仍堅持每次出行都親自駕駛，再帶上3個下屬干部。“盡量把車坐滿。調研要形成規模，降低成本。”他說。
作為連續兩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今年兩會，葉青沒能連任，也就沒有了繼續在全國兩會上呼吁“車改”的機會。
今年兩會前，湖北省人民政府安排他去講課。到了省政府大門，由于他騎的是自行車，馬上被警衛攔住了。
掏了半天，掏出了通行證，才被放行。
“一般領導來開會，司機把車停在門口，領導開完會，直接坐車離開。”葉青也因此感到煩惱：“我就不行，每次騎自行車都被攔住檢查，費半天勁找地方把自行車放好，開完會再出來找半天，取到騎自行車離開。”
如此“細節”，在葉青看來，都體現的是當下的“官場文化”。
去年，有人注意到，領導干部開會，司機坐在車里等候，非但不熄火，還開著空調。“我看過一個數字，這樣狀態下的車子，每3分鐘相當于跑1公里的耗油。不心疼，還不是因為公家出錢。自己掏腰包，誰舍得？”他說。
基層調研中，葉青感到，公車私用的花費已經大大超過了公用。國家發改委的一項調研報告證實了他的觀點。公車使用有三個“1/3”：辦公事占1/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
“本來一輛大巴車，所有人都能坐下，但好像成了沒身份的象征，必須一人一輛專車。公車消費很大程度是‘不計成本的面子消費’。”葉青說，有的領導開會，如果和其他領導“拼車”，就有點“傷自尊”，因為“虛榮心不允許”。更何況是花“公家的錢”，大可“不必計較”。
說起來，葉青有“多重身份”：民主黨派，政府官員，曾是大學教授，也曾經是人大代表。“多重身份是個優勢，談起公車改革比較有說服力。”他這么認為。
每次打電話給遠在福建家鄉的父親，父親總說：“你搞車改的事，你過去的同學朋友都知道，路上碰到了，都讓我勸你‘車改太難了，別折騰了’。”
面對父親的勸說，葉青覺得無言以對。昔日的同學、朋友中，“很多人都配公車，縣里一個科級干部都配車。”葉青說，“這么看，我確實把大家得罪了，讓別人不好受：這人怎么老談車改？一起用著公車不就完了嗎？”甚至，有人懷疑他“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
“我倒不害怕。這是我的理想。”葉青依舊我行我素，能騎車絕不開車。
他甚至覺得，騎車給自己帶來了實惠。“心疼油錢是一方面，車位也很麻煩。很近的地方開車去，回來車位就沒有了。為了‘保住’車位，近的地方我盡量不開車。而且，我很難抽時間鍛煉。我也不大理解一些官員擠出時間跑步，然后再坐公車去上班。司機上下班接送也很辛苦。”他說。
這些年，他只有兩個早晨讓司機來接。“因為要出差，出門太早了，路上車少。”他解釋道。
談到司機，葉青覺得這是公車消費的一個計算盲區。“近年來，公車領域的經費計算中，并沒加入司機的開銷。這不是小數目，養一輛車一年得幾萬元，雇一個司機一年也得好幾萬元。如果把這部分加進去，公車消費總數更大。”他說。
他記得，幾年前，曾有學者估算：公車消費大致應占一個單位行政花費的四分之一。“這包括了跟車有關的人、維修、辦私事等各類支出。現在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車的數量、排量在增加，費用必然增加。”他表示。
日前，中央出臺了八項規定。葉青特別注意到最后一條：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對此，他很贊同。
“車改并不是針對任何人。車改是要維護政府形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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