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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應對新興經濟體挑戰和對經濟復蘇訴求一致，被認為是雙方開啟《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談判的重要紐帶。但在促進就業的方向、金融法規、農產品準入等多個領域，美歐看法不但有所區別，甚至還有矛盾沖突，讓所謂的“紐帶”看上去不那么牢固，會讓雙方談判進程艱難前行。
美國近來強調從新興經濟體“搶回飯碗”。有機構數據顯示，單是自200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崗位就減少了600萬個，而與之對應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化體系中不斷發展、勞動力得到充分釋放。所以自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就一直倡導制造業就業崗位回歸，顯示了極強的政治意愿。
反觀同樣是身受制造業就業崗位流失之苦的歐洲，相關意愿就弱了很多，并且與美國促進就業著力點不同。有美國專家甚至建議歐洲決策層，應把解決失業問題同遏制新興經濟體制造業相掛鉤。不過由于歐洲國家多數就業崗位已被服務業占據，比如歐洲70%的就業處在服務行業，挖掘就業潛力方向多從高新技術產業和可貿易的服務業務入手。
同為金融業極為發達的美歐雙方，在本已復雜并處在改革道路上的監管規則如何協作統一上，任務艱巨。美國與歐盟監管機構經過一年時間協調，才就衍生品監管達成協議，可見分歧彌合過程之漫長。另外，對于歐債危機有推波助瀾作用的評級體系，也是歐美在金融系統上的矛盾之一，歐洲不論是歐盟層面還是成員國層面都對美國機構持懷疑態度。
農產品等領域也是雙方理念和稅收障礙的一大屏障。在這些棘手的議題中，首當其沖是關稅問題。來自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盡管美歐之間平均關稅總體較低，但農產品平均關稅稅率高達18%。這涉及雙方廣大處于農業領域的人群，從而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高度，給雙方談判帶來不確定性。
另外，歐美自貿協議的架構蘊含更大商機，包括服務業和政府采購。相關商機的最大障礙是歐美對技術規格、標準、認證各有一套法規，重復檢驗、認證的成本等于使每項產品被多征10%到20%的關稅。例如，歐美對汽車安全很重視，但技術規范不統一，所以汽車廠商想同時在歐美市場營銷的話，要重復接受測試、認證，而且常需增加或更換某些零件，以符合到岸的規定，這些都要花時間和金錢。假如歐美統一汽車安全技術標準，廠商和主管單位都能省時省錢，消費者也能因成本降低獲益。
最后，歐美貿易額約占全球貿易的1/3，比重居第一，歐美標準整合，可當做全球統一標準的基礎。假設全球標準統一，歐美廠商生產更方便，不會因為遵守各國標準而使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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