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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爬坡過坎兒”的重要階段，“三期疊加”加大了“風險系數”，結構轉型對宏觀調控提出了諸多挑戰，這決定了我國政府宏觀調控已然進入一個新階段。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問題疊加，放大了外部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特別是2011年以來，地方債務、影子銀行、高杠桿、產能過剩、房地產等風險隨著經濟減緩進一步凸顯，且彼此互為傳導，只要某一環出現“風吹草動”或調控不慎，容易引發區域性甚至系統性風險。
而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也一直面臨兩難：是為了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而犧牲結構調整的目標，還是為了未來增長的協調、可持續而寧愿容忍較低的經濟增速？或者說，是創造新的經濟結構來適應較低的增長率，還是推高經濟增長率來遷就不平衡的、扭曲的經濟結構？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常規的、傳統的宏觀調控已經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必須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手段，寓結構改革于宏觀調控之中，推動“體制改革—結構調整—穩定增長”進入良性循環。
轉型期宏觀調控更具復雜性。2013年以來，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思路與以往相比出現較大變化，“底線思維+區間管理+差別調控+存量調整”成為創新宏觀調控的最主要特點。宏觀調控從總量轉向結構，進行差異化管理，不僅對各種政策之間的搭配方式進行創新，也對各種宏觀調控工具本身進行創新，兼顧“惠民生”、“穩增長”、“調結構”、“促升級”，做到“出手更加主動，目標更加長遠，調控更重協調，手段更加多元，力度更有分寸”。
一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面前，強調預期管理，緊盯目標區間，明確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下限，相機調整政策。宏觀調控思路由以往政策偏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轉向“區間管理”，為改革換取時間和空間。盡量少用總量性政策，而更多運用結構性和功能性政策， “對沖”改革對經濟下行壓力。
二是強調差別調控，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傾向，對待地方債、影子銀行、過剩產能以及流動性等問題辯證施治，分類處置。比如，明確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負債水平的高低，按照區別對待、分類監管、疏堵結合的原則，有針對性地采取應對之策；發揮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逆周期調節作用，差別化信貸政策以及擴大資產證券化試點，優化信貸結構，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鐵路等重點項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實施定向寬松政策等等。
三是長短結合，將結構改革寓于宏觀調控之中，宏觀調控并未采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做到調控“不刺激”，改革“不松勁”。財稅金融改革先行，財稅體制改革主要是平衡兩個“錢袋子”，即政府“錢袋子”和百姓的“錢袋子”，進一步穩定宏觀稅負，降低實際稅收痛苦。創新政策性融資機制，通過PPP模式提高投融資市場化程度，建立健全地方債券發行管理制度和評級制度，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這將有利于化解地方債務的風險隱患。打破壟斷，推動民間資本、社會資本進入關鍵公共領域，實現增長動力的新轉換。
金融改革小步快進，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在擠泡沫、去杠桿、促改革與維護穩定之間取得政策平衡，守底線、防風險，存量求穩、增量求進。新一屆政府的宏觀調控真正做到了“改革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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