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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公布《廣東省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管理條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見稿)》，擬劃定區域攤販、臨時指定區域攤販的清潔服務費、場地使用費及使用管理費實行政府定價，有條件的應當給予政府補貼、減免收費等優惠政策。
城管問題上，疏導比堵更重要。相對以往“禁”導致的城管與攤販的尖銳對立，現在“立法允許擺路邊攤”，是一種進步，但能否就此化解城管與攤販的矛盾，還取決于立法的質量。如果劃定的區域不合理，就解決不了攤販“打游擊”的問題；如果清潔服務費、場地使用費及使用管理費的定價不合理，也解決不了攤販“打游擊”的問題。
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于傳統的“統治”和“管理”來說的。管理強調自上而下的行為路徑，治理強調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管理突出行政權力，治理要求充分體現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管理往往導致官本位，治理追求民本位下的共贏。
如果“立法允許擺路邊攤”，不能從管理思維轉向治理思維，好的政策依然可能在實踐中變形。引入治理思維，政府的角色就變成了指導和引導，就成了過程中一方，主要任務不是“指定和劃定區域”、“政府定價”、“補貼、減免”了，而是在互動中逐步向“自治”靠近，最終實現“善治”。
因此，“立法允許擺路邊攤”，重點是給政府特別是城管的角色定好位，適當弱化其權力主體的傳統色彩，強調其協調人的角色；其次是開放擺路邊攤的治理模式，可以是以城管為主體“他治”模式，也可以是以攤販為主體的“自治”模式，還可以是“他治”與“自治”相結合的混合模式；至于區域劃定、是否收費、收費標準、怎樣收費等問題，則應該置于具體的治理模式下來討論，而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
只有政府的權力在約束的基礎上得到了尊重，攤販的權利在尊重的基礎上得到了保障，城管與攤販的關系才會真正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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