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黨的十七大精神相呼應，“必須堅持解放思想”是今年兩會上的一項共識。
代表委員認為，30年改革開放實踐證明，我們每一次重大進步都與解放思想密切相關。30年前解放思想是為了“求發展”，而今天解放思想是為了“求科學發展”，要打破經濟社會各個層面那些不利于科學發展的東西。
針對現實矛盾破除體制機制深層障礙
繼續解放思想，究竟該解放什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經濟社會運行中的現實矛盾入手。我國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后，出現了很多新的階段性特征。資源環境制約、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對舊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必須探索更科學的發展理念。
在新近一次網上調查中，“就業”居百姓關注的十大民生問題之首。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榮華分析，擴大就業能力的一大瓶頸仍是戶籍問題。盡管近年來有所松動，但城鄉二元戶籍格局仍未根本改變。人數眾多的第二代農民工，生長環境已與城市原住居民無異，卻由于戶籍限制，在接受教育、就業等方面仍受到種種制約，成為城市的“邊緣人”。
導致新矛盾出現的深層原因是體制機制不合理，這是代表委員們的共識。“所有的矛盾、問題都能從體制機制上找到根源。”遲福林委員說，“比如資源問題，我國市場化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尚未形成，使用資源成本很低，企業干嗎要搞自主創新呢？肯定選擇粗放型發展。環境成本都是由政府和社會承擔，企業干嗎要加大成本，來保護環境呢？而腐敗問題，則與既管決策又管審批的權力結構有關。”
他認為，國內發展階段、外部約束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如何從體制機制上實現對發展的保障，是當前改革創新最基本的任務。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社科院專家錢念孫指出，如果說30年前解放思想需要的是勇氣和膽識，那么今天解放思想更需要智慧和眼光，要更加理智地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存在的問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來進行更加科學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
擺脫“既得利益”思維勇于自我革命
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說，去年以來，一些地方高速公路違規收費問題曝光，暴露出過去“以路養路、以橋養橋”做法的弊端，而有關方面卻遲遲不愿意進行新的嘗試。目前一些部門推進改革，已不是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而是為了自身利益，對自己有好處就改，沒好處就抱著舊制度不放。
多位代表委員指出，更值得憂慮的是，利益觀念使不少人對改革開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30年來形成的一套經驗做法和思想觀念，有的反而成為影響改革創新、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障礙。
一位西部的省領導談到一件事：“現在有意向來創業的高級人才不少，有些人直接寫信給我，可他們都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能不能給一個副廳級的行政職務。”
這些人才躋身科技、經濟最前沿，有些還是“海歸”，“官本位”思想卻如此濃厚。這讓人深感多年來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對解放思想形成了何等嚴重的禁錮。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歐進萍認為，要繼續解放思想，推進改革創新，就必須改變狹隘的局部利益觀，從現有利益格局中突破出來。在這一點上，廣大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氣。
解放思想先要解放利益訴求渠道
“能不能規定所有耗能、排污重點企業的統計數據、測算方法必須公開？”全國人大代表、湖南漣鋼集團總經理鄭柏平提出這樣的建議。
這位鋼鐵行業資深人士說，節能減排是目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難點之一，由于監督體系不健全，一些地方和企業弄虛作假、數據“注水”的現象屢見不鮮。他建議國家采取措施，使重點企業節能減排狀況完全公開透明，讓公眾參與監督。他說：“資源環境問題事關每個人的利益，理應充分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多位代表委員對鄭柏平的意見表示贊同，認為擴大公眾在公共決策和管理中的民主權利，是解放思想的關鍵問題之一：“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訴求渠道。”
“為什么政府工作常常得不到百姓的理解，有時百姓意見還很尖銳？就因為缺乏政府和民眾平等對話、良性互動的機制。”全國人大代表、福州市市長鄭松巖說。
遲福林委員指出，長期以來，一些領導干部習慣了權力“神秘化”運行，關起門來拍板，很少與群眾溝通，作出的決策難以得到百姓的充分認可。當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與公眾參與不足有關。國企改制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征地、拆遷導致群眾不滿，一些領導干部貪污腐敗，一些環保問題引發社會矛盾，究其原因，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都是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30年改革開放，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和社會觀念，為進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條件。遲福林委員認為，在社會利益多元化、復雜化的今天，不同的利益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不能動輒以道德、政治的眼光去評判。在這方面，要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王榮華代表說：“可以相信，以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歸宿的改革最終會得到群眾支持的，而這也是我們解放思想的出發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