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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七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到北京，分別到幾個高校和科研院所進行了學術交流，照例引起從媒體到學術界的熱烈反響，而“中國何時能獲得諾貝爾獎”則成了諾獎獲得者共同面臨的問題。對此，1998年的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得主伊格納羅教授的回答是：改善同胞生活比得獎重要。（見9月7日《新京報》）
其實伊格納羅教授更確切的意思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而言，重要的不是獲得諾貝爾獎，而是能做什么才能讓同胞們更加健康和富有。”也就是說，作為科學家，也要將自己的科研目標與國情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普惠大眾的使命。據說他的發言得到與之交流的中國學生長久的掌聲。這些學生真的理解伊格納羅教授的意思了嗎？希望如此。
國人對某些獎的渴望是頗有淵源的，特別是對那些看上去可望現在又不可及的獎，比如說娛樂界的奧斯卡獎，再比如科學界的諾貝爾獎。這其實無可厚非。這些獎總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個人乃至國家在某個領域的能力和水平。問題在于，這種渴望多大程度會轉化為奮發圖強、自主創新的動力，多大程度上反倒促成了學術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風直至學術腐敗？
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專家數量越來越多，卻缺乏能引領當代科學潮流的一流科學家，本土科學家獲國際性權威科學獎的人數更是寥若晨星；國家對科研經費投入的逐年加大，科研經費的利用率卻普遍低下，真正用在買資料、配備設備儀器上的比例并不大,為了爭取經費而開展的公關活動、出差、買車、鑒定成果等費用占了大部分；“包工頭”現象在科學界越來越普遍，某些著名學者特別是院士在學術界有一定地位，很容易就拿到科研項目，但他們根本沒那么多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會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他們之間則形成利益共同體……上述現象越來越多地見諸媒體，越來越多有良知的科學家在呼吁要營造一個寬松、自由、和諧的科研環境和氛圍。
事實上，已經有專家指出，由于科研活動遠離經濟與社會實際以及立項和評估中的問題，每年國家統計的數萬項科研“成果”中，90%以上無實際價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導致我國在國際科技總體實力競爭中長期處于弱勢。
近一段時間以來，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在內的一些高校接連身陷“造假門”事件，國內頂尖高等學府的學術風氣遭遇信任危機。究其根源，主要在學術體制失范。比如高校內部普遍采用一種“量化式”的科研評價體系，這種評價體系主要由科研項目、論文、專利、項目成果等要素組成，這幾個要素通過記“計點”、“積分”，折算出“學術分”后，便是教學科研人員晉升職稱、受聘崗位的主要評判依據。
這種類似于地方經濟發展ＧＤＰ指標式考核的最大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質。科研被量化成項目的數量多少和經費多少，論文看的也主要是發表的數量。有的重點大學要求高一點的，要看發表國內一級論文和ＳＣＩ檢索（科學引文索引）、ＥＩ檢索（即工程索引）以及被引用的論文次數的多少。ＳＣＩ是美國一家文獻檢索機構的論文數據庫，收錄在全球６０００余種雜志上發表的科學論文以及對論文的引用數據。中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競相將ＳＣＩ指標上升為衡量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學術水平的一把重要的尺子。據統計，中國ＳＣＩ（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的數量已居世界第五，但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４年10年間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卻排在第１２０位之后。
科學研究來不得大躍進，做學問必須擯棄功利心，這其實都是很淺白的道理。所有的諾獎獲得者都不是沖著得獎而去做科學的，而所有的得獎者確實都有一個相當寬松、寬容的自由發展空間。倘若真正形成一個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創造的文化大環境，我們離諾獎的距離應該是漸行漸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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