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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心中的英雄如果轟然坍塌，善良的人們會不會茫然無措？
當世界反吸煙運動之父、流行病學權威理查德·多爾最近被發現與制藥公司有過長達20年的金錢交易之后，整個科學界為之震驚，眾多追隨者恨不得彈鋏而歌：“這個世界我還能相信誰？！”
作為當代杰出的科學家之一，多爾在世界醫藥界的地位無可爭議。上世紀50年代，他在全球第一個提出吸煙會導致肺癌，同時增加心臟病風險。人們在他的檔案中發現，他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每天從各大公司收取高達1500美元的咨詢費，其中，有孟山都等制藥公司，也有通用等制造公司。這些“顧問”費，讓他在多大程度上為企業服務成了一個謎。
其最大的謎團，恐怕在于他是否故意讓越戰老兵輸了官司。由孟山都制造的活性橙，在越戰中被美軍大量使用，后來被證明含有致癌物。當越戰老兵們紛紛起訴孟山都時，多爾特意給調查機構寫信，為孟山都開脫罪責。很快，其觀點被孟山都廣泛應用于各地主要報紙的廣告，成了越戰老兵最終敗訴的致命因素。
因此，不管多爾如何處置這些錢財，也不管他此舉的目的何在，他的醫學良知已受到這一系列謎團的鞭撻和拷問。在多爾所處的年代里，科學領域中的利益交匯和沖突遠沒有今天這么強烈，正因為如此，人們才無法原諒這種行為。這是金錢照進科學圣殿之后，一個拜金者為利益集團所俘獲的悲劇，一個科學和人生為良知缺損者所戲弄的鬧劇，今天看來，也是一個撥亂反正、還原歷史、揭示真相的正劇。
多爾給我們的警示是：科學良知，如何在金錢裹挾中全身而退？回答這樣的命題，對當前的經濟學界很重要。因為我們發現，有相當一部分號稱“經世濟民”的學者們，已很難站在純學術、純公益的角度說話。他們熱衷出席各種講座和論壇，出場費動輒數萬至十數萬；他們酷愛擔任上市公司的顧問和獨立董事，不再傾心于自己的學校或研究機構；他們渴望出名，渴望“名至利歸”，渴望網絡和電視里總有自己的聲音，渴望各大報紙的版面上鋪滿自己的巨幅頭像。
他們又經常該說話時不說話，不該說話時又亂說話。“郎顧之爭”初起時，他們一度“集體失語”；“郎顧之爭”白熱化時，他們認為這是有人在“妖魔化”中國的企業家隊伍；“郎顧之爭”以一方被拘告終時，他們再次“集體失語”。報紙的版面上，充斥著什么“窮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等種種謬論，讓人既懷疑這些人的學術水平和能力，也懷疑其品德和人格。
因此，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才會認定：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因此，北京大學教授鄒恒甫才會承認：一些經濟學家的行為，已經背離了專業人士所應具有的職業規則。
事實已經證明，僅僅依靠個人的良心發現，是不能避免經濟學家的道德危機的。除了個人自律之外，還要靠社會誠信和約束制度的完善。
一個經濟學家在什么企業“兼職”，每個企業付與多少報酬，其研究成果有否企業的背景，都需要由一個及時、準確而完善的披露制度來告訴公眾，不能讓公眾胡亂猜測。經濟學家一旦說錯了話，或者說話不負責任，要有一個相應的“提醒”和“勸誡”機制。同時，對經濟學家的“兼職”行為，也要適當約束，不能讓經濟學家到處去當獨立董事。因為他們對企業的管理并不內行，容易錯失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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