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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又抓號販子。《新京報》報道，今年6月，協和醫院免疫科搬至西城區后，原來在各大醫院活動的號販子們也向這里轉移，其中一對于氏父子以每天凈賺2萬多元的“佳績”成為這里的新霸主。他們帶領“弟兄們”以黑惡手段壟斷了整個免疫科的診號，14元的專家號最高可賣到1400元。近日，該團伙14人中已有9人被抓。
協和的這種鬧劇由來已久。這種鬧劇的原因在于醫療行業發展的不均衡——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80%的醫療資源又集中在大醫院，所以患者擠破大醫院、“全國人民上協和”。這種原因的根源，又在于現有的醫療體制不健全——財政投入不僅傾斜而且不足、醫療保險發展不盡如人意、公立醫院逐利傾向嚴重、私立醫院不能獲得平等權利、政府對醫療市場監管不力。所以，我們才呼吁要醫改。
均衡分布優質資源、從以治病為主轉向以預防為主，這是今后醫改的一個主要方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高度集中的大醫院里的優質醫療資源分散到各個社區和各個鄉村？其實不難，可以像派出機構那樣把優秀醫務人員和優質設備分散到各個網點，并以輪轉的形式保證人員的公平待遇。這樣既兼顧了大醫院的品牌效應，又體現和保證了服務的水平和高度。有人認為，在服務業高度發達的社會里，醫生不應只是醫院的醫生，而是整個社會的醫生，這是有道理的。一旦把優秀醫生分散到各個社區乃至各個鄉村，醫生面對的就是社會而不只是醫院。那樣的話，醫生的職業規范和從業道德，就比較容易回歸本位。
醫改涉及的方面很多。無論是投資主體的調動，還是從業人員觀念的改變；無論是市場競爭環境的改善、競爭行為的規范，還是業內人才的合理流動、百姓看病治病的便捷與實惠，都涉及體制的問題。體制是人、財、物，是發展環境和發展方向，也是百姓的利益與百姓的福祉。所以醫改的最大障礙，或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體制。
比如，要改變行業發展主要靠財政撥款的單一投入機制。目前行業發展不平衡與單一財政投入的機制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各種社會資本興辦的醫院無法與掌握著大量優質資源的公立醫院相抗衡。這種無法抗衡又進一步阻止了其它社會資本的進入，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
比如，要改變不合理的人才使用機制。私立醫院為了與公立醫院抗衡，經常不得不高薪聘請公立醫院的優秀人才，導致其成本高、發展難。而要讓人才產生合理的流動，就應該打破醫生的鐵飯碗，變終身制為聘任制，使人才競爭環境出現改善。當各種社會資本獲得了與公立醫院相同的競爭機會，政府同時加強了行業監管和服務之后，醫療行業方能出現百舸爭流、百花齊放的態勢。這種態勢對行業是一種幸事，對百姓則是一種福音。
又比如，尋找一種既科學又實用的過渡機制。醫院有病，但不能讓老百姓總替它吃藥。從現在到醫改開始的這一段時間，選擇一種什么樣的過渡機制至關重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依然嚴重，小醫院門可羅雀、大醫院一“號”難求的狀況依然難改。如何既可迅速緩解百姓的困難，又不與將來醫改的方向和目標相違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急迫課題。最起碼，不能再讓黑惡勢力把持著大醫院的門檻，讓看病的百姓既承受身體的病痛，又背負精神的負擔，甚至還要為掛號付出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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