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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和平與戰爭

在西伯利亞某處一輛呼嘯的列車上,我上了有關戰略的第一課。那時我八歲，正朝父親肩頭那邊瞧著。父親讓我這么做的。他全神貫注地下著一盤棋。對手是個陷入沉思的老頭，他雙肩拱起，長而白的手指不斷捋著唇上濃密的灰色胡須。慢慢地，老頭一邊嘀咕著一邊從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勁頭上來了。
　　“將！”他用意第緒語突然叫道，他的“卒”頂住了父親的“王”。時間仿佛永遠停滯住了一樣，父親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他后來告訴我，他正在三種計策中權衡著。
　　我記不起父親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誰最后贏得了勝利。然而，觸動我的是兩人的鎮靜和走每一步棋時的深思熟慮。他們好像沒有聽到車輪震動著薄弱的車身發出的那種鏗鏘節拍。雪霰“啪啪”地敲打著窗戶，并化成了水流緩緩地流淌下去，不過這對兩人并沒有什么打擾。
　　回首1940年年末的那一情景，一切幾乎不太真實。兩個男人下著棋，悠閑地思考著每一步棋著，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時間，又無處可去，似乎除了這局棋賽就沒有什么可值得擔心的了。然而事實上，時間很快就逝去。我們是一車的難民，為了生存要逃脫納粹的追捕。真是具有諷刺意味啊，我們就仿佛是別人棋盤上的“卒子”。
　　那場席卷歐洲的災難將所有一切都顛覆了。什么種族、語言、觀念和意識形態，全被沖擊得七零八落，并將我們這樣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們還算幸運，家庭的主要成員--母親、父親和我仍然在一起，雖然有時饑寒，身體卻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們、我親愛的玻波爾姑姑，還有我的朋友們，他們能不能僥幸逃出戰爭這頭野獸的蹂躪呢？
　　在我們沿著西伯利亞的脊梁--5 800英里長的西伯利亞鐵路
　　始建于1891年，連接莫斯科與海參崴以及其他亞洲港口之用。
　　前進時,這段旅途充滿了未知的危險。在這樣一片完全未經涉足的莽原上，幾千英里之內都看不到任何人蹤獸跡，這輛除了汽笛不響什么都響的列車簡直不值一提。在這一帶寒冷的邊遠地區卻蘊涵著一種美，一種粗獷的美。熊、老虎、黑貂、馴鹿、還有狼，自由自在地穿行在地球上蘊含量最豐富的幾處自然資源寶藏之間。人們用“聚寶盆“來形容西伯利亞，這兒有全世界1/5的黃金和白銀，1/3的鐵礦和木材，還有數不清的天然氣、石油和煤礦蘊藏。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國家的最大一片區域，400萬平方英里，相當于整個美國的面積：滿是沼澤的平原、茂密的森林、荒僻的高原還有峰巒嶙峋的山脈，這一切真叫人眼花繚亂，混淆了時空的界限。
　　因為缺少道路，這輛跑在孤零零鐵道上的列車，就是一種全能的運輸工具，像是西伯利亞運輸系統的載重騾馬，又像是那時裝滿孩童和叮叮咣咣的家什、送著成群結隊逃難的人們穿過歐洲鄉間的牛車一樣。雖然難民們驚慌失措，拉車的牛卻始終不知道時間對于人們來說是多么緊迫。我們的機務長，好像同樣不在意我們內心的煎熬。或許是為了省油，或許是因為天氣，或許是路滑，列車速度不緊不慢，車輪的節奏給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沒有任何小路可走。確實是這樣，因為只有一條路，所以我們經常在指定的中轉站（在烏姆斯、新西伯利亞或是伊爾庫茨克）孤獨地呆上個把小時，等待我們西行的同胞們經過，這樣我們就能繼續我們的旅途直至西伯利亞的最東端--海參崴港。
　　20世紀30年代，人們扛著鐵鍬、推著輪車，在斯大林建設蘇聯工業化的號召下建成了一座座鋼鐵廠。當戰爭爆發后，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和他們的工廠從易淪陷區遷往西伯利亞。也就是在這塊地方，一些罪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在礦區和勞動營中勞作；還是在這塊地方，數百萬人在戰爭前后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死去，沒有人知道。
　　然而我不希望跑到故事前面去。回憶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旦回憶開始，思緒奔騰而來。不過回憶也有神奇的力量。你幾乎可以在任何一點停下來，重新回想一遍，將那些陳舊的形象賦予嶄新的意義。關于回憶還有一點，它是一道安全閥。通過回憶你幸存下來。
　　每個人遲早會靜下心來想想自己生命艱難的時刻--有傷痛，有失敗，有不公。我們都愿意相信隨著生命的繼續所有這些都將被遺忘，但你永遠不能真正地將這段個人歷史遺忘，因為正是這段歷史塑造了你，并在你的閱歷中留下了婆娑的印記。
　　將近一年半之后我才登上那輛西伯利亞的列車，這一年半時間以來我的家人都在跟蓋世太保或克格勃捉迷藏。或許我太小，或許父母庇護得太好，所以不能完全意識到被逮住的后果。不過我還是感覺到了我們的逃亡。雖然那段時光有時讓人覺得像是一場輝煌的冒險，但一直伴隨我們的感覺是：我們在逃脫一種非常邪惡的東西，它好像是一個巫師，近得連口中喘息的熱氣都已經撩上了我們的脖頸。
　　我是伊薩克?梅拉姆多維奇和菲格爾?梅拉姆多維奇的獨生子。父母都是意第緒語學校的教師。母親在格羅瑟學校教一年級，這個學校是別列斯多克第一所政府批準的、可以用意第緒語教授所有課程的教區學校。學校正式的名字叫格羅瑟人民學校，是按創建人即第一任校長的名字取的。我父親在高年級教數學，而且寫了三本該專業的書。這些書成了波蘭意第緒學校的標準數學教材。這些學校還是世俗化的，并不進行宗教方面的教育。對于當時在整個東歐新興發展起來的現代猶太社會群體來講，這些學校是宣傳自己文化的窗口，并且使他們引以為豪。在那里提供全套課程的教育，為此也受到波蘭政府的嘉獎。這便意味著，這些學校的畢業生能夠升入高中甚至大學，這可算是鳳毛麟角了，因為猶太人幾乎難以獲準進入高等學府。
　　我的父母一般早上天剛蒙蒙亮便離開家，傍晚回來。那段時間里，通常是外祖母看管我，但有時候，父親的妹妹玻波爾姑姑會過來照料一下，那可尤其讓我高興。她當時二十出頭，可算是個美人兒。外祖母叫伊特科?凱爾拉?巴拉金，我則叫她“巴巴”。我們一塊兒住在別列斯多克第七法斯托夫斯卡大街的一所房子里。別列斯多克位于波蘭東北部，以出產紡織品和制成品而出名，毗鄰俄羅斯，大約是在波蘭首都華沙和立陶宛首府維爾諾（今維爾紐斯）的中點上。別列斯多克斯是一個政治皮球。1310年建市，1795年歸附普魯士，1807年屬于俄羅斯，1921年則并入波蘭的版圖。
　　然而，真正讓別列斯多克聞名于世的不是紡織匠，而是它的那些面包師傅。在過去的幾年里，別列斯多克由于美食而著稱，尤其在美國，那兒的面包屋、熟食鋪和食品店都出售“別列”包，一種攤平的早餐面包卷，這便是別列斯多克師傅們的創造。與更為流行的“包兄”百吉包不同的是，“別列”包中間沒有孔，這樣便騰出更多的地方涂抹奶酪。作為生活在這個出產“別列”餅的城市的孩子，我熱愛“別列”包，吃的時候喜歡加上青魚肉或青魚尾。我還喜歡外祖母親手做的“查拉”包，一種抹上蛋清的麻花狀松軟面包條。
　　在廚房的中央，擺著一個大肚爐子，看上去像是一尊無頭的黑菩薩。它燒的是煤炭和木塊，用量非常大。一大早，天還沒亮，外祖母就會起來生火準備早餐。木塊燃著了，好似起了一場微型的森林大火，先是噼噼啪啪地響著，然后騰起黃色的焰苗，火光透過爐子前面的通風口，使黑暗的屋子里產生出奇特的光影效果。這架爐子擔負著雙重任務，在漫長的冬季，它要給我們取暖，還要為我們燒飯。不過我們還算幸運，在餐廳的顯著位置，還有一座時髦的白磚壁爐。說它時髦，因為壁爐的煙囪用磚砌在墻里。有時，在那個神秘的爐門里面會用小火煨上一大罐雜燴湯，那個爐門我被警告過不要亂碰。雜燴湯是一種濃稠的肉湯，里面有牛肉、土豆、洋蔥、胡蘿卜、青豆，放上調味料，加上水煮。這可是真的煮。“巴巴”會從前一天晚上一直煮到第二天中午，她是那么小心翼翼，整個時間里絕不許湯料潑出一點，那湯絕對稱得上是“瑪納”。
　　教師的生活相對來說是舒適的，在社區里也享有一定的聲譽。父親是猶太城委會數位委員中的一名。我們住的小木屋是母親從她父親那里繼承下來的，她父親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這是一所帶走廊的平房，有一間臥室，一間有坐臥長椅的大餐廳，一間廚房，一個閣樓（外祖母的睡房，這在猶太人家中可是少有的奢侈）以及一間室內浴室。父親（我當時相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親手排設了浴室里的管道，并非常自豪地向我演示如何拉下鏈子，水是如何從頭頂上的箱子里噴涌而出的種種過程。
　　作為一個還未上學的孩子，我盡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街道上的孩子大多比我大，整天待在學校里。而我卻經常游蕩在外頭，隨心所欲，天馬行空。我自己創造游戲，或是將母親頭天晚上講的故事表演出來。有時，那張坐臥長椅會變成一艘海上的行船，我呢，則在船上和一群海盜搏斗。有時，我又成了一名探險者，在我家和鄰居之間的狹小空地里偷偷摸摸地走來走去。
　　最終，上學的日子到了。1939年8月，在我們即將被混亂的戰爭掃地出門的時候，我上了一年級。我剛滿七歲，非常希望在一天中可以看見父母親。不過他們卻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向我解釋說，到他們任教的學校去上課，這不好。他們不想讓學生、家長或是同事們認為我有優勢，或認為我是“老師的寵寶寶”。所以，令人難受的是，我進了另一家意第緒語學校。分離是痛苦的。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離開了父母和我的“巴巴”。我感到害怕，在某種程度上，我還覺得是被遺棄了。在我與新教師見面時，面對她向我伸出的手，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扇了它一巴掌。母親當時尷尬得無地自容，我真是令她氣得不行。
　　1939年有近350萬猶太人生活在波蘭，波蘭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猶太散居點。他們都是波蘭已繁衍千年的猶太文化的傳人。別列斯多克160萬居民里，有4萬左右是猶太人。我們混雜在一起，當然猶太人通常住在特定的猶太社區中。沒有歧視性的所謂“猶太區”，但卻存在對猶太人的排斥情緒。這種情緒在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聲名狼藉，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經常聽到：“猶猶，滾到耶路撒冷去。”我還能記得當時聽到這種侮辱時的困惑。耶路撒冷在哪兒？我們為什么要到那兒去？不過這還是可以忍受的。不管怎樣，父親是猶太人，而且還是別列斯多克城委會的委員--波蘭正在努力進入一個“啟蒙時代”。
　　別列斯多克城南大約100英里開外，就是盧布林城--因那兒的《塔穆德經》和猶太神秘哲學研究學者而馳名全歐的“猶太人的牛津”，16世紀第一所猶太高等學校在此建成。1939年，240萬人口的盧布林城號稱有4萬猶太人。戰后，任何一個城市中剩下的猶太人都出不了一個“祈禱班”，即由十名猶太男性組成的進行猶太法定祈禱的團體。波蘭歷來都是鄰居們的受氣包。“波蘭”的詞源是“波蘭涅”，意為“平原上的人們”，指的是那些于基督誕生前便定居在歐洲的斯拉夫人。波蘭邊境少有山川，因此不斷成為鄰國擴張版圖野心的犧牲品。1795年，它被俄、普、奧三國瓜分，從地圖上消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才又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重生。后來，即1939年，波蘭又遭德國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由此點燃。它再一次被蹂躪，起初是德國人，接下來又是蘇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大林將由波蘭管制的屬于東德的5萬多平方英里的領土和10萬平方英里的波蘭東部土地同時歸入蘇聯）。在波蘭停止存在的階段中，羅馬天主教堂成為波蘭國的象征，維護著波蘭的語言和文化。
　　同樣，通過猶太教會堂、拉比和學者們的努力，猶太社團和文化能夠保持完好。不過，我出生的時候正好是猶太世俗化運動逐漸波及歐洲的20世紀初。我的父母親都是改革派猶太人，他們已然擺脫了父輩們傳統行事方法的束縛，成為新一代的猶太知識分子，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世界公民。這些具有塵世觀念的猶太人本身就有權利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在他們的理想世界觀里，種族和宗教差異不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記得母親唱過的歌中，有一首便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弗里德里希?馮?席勒作詞的那一段--《四海皆兄弟》。（這首頌揚平等的豐碑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德國詩人的筆下，這真是諷刺）。不錯，在我們的家庭里，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都將此觀念奉為真理。直到后來的生活中，在屢次受挫之后，我才意識到這個世界并不是我父母教導的那樣。
　　這樣，正統的做派和宗教的形式并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們被塵世的觀念替代了，與猶太的道德觀、歷史、文學、文化、節日，特別是意第緒語言纏繞在一起。我父母可謂是熱情的意第緒語專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波蘭政府按照國聯簽署的條約承認意第緒語的存在，并給予猶太人在初級教育中運用這種語言的權利，這也就保證了猶太人的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自治。
　　雖然和非猶太族人一起時我們說波蘭語，意第緒語依然是我所學的第一種語言。無論是在家里、上學時或是街上，我們都說意第緒語。不過，那是一種書面化的意第緒語，即純正，語法完美--不管怎樣，我父母畢竟是排位最高的意第緒語教師（直到我成年以后，才驚訝地發現原來意第緒語也有罵人的臟話）。父母是東歐猶太人的后裔，那兒的猶太人成百年來窮困潦倒、受盡迫害，還要遭到沙皇、哥薩克人和一幫地方官僚們的種種凌辱，組織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竟好像成了他們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盡管他們貧窮，盡管他們受到暴力對待，盡管他們被迫生活在所謂“柵欄”的指定區域里，他們依然信奉上帝，上帝對于他們來說依然是偉大的、喚起希望的彌賽亞。“對于他們來說，《圣經》是活生生的現實，”歷史學家歐文?豪和肯尼斯?李勃這樣說道，“它代表著承諾，它是智慧的源泉，它是行動的導向。”
　　在這一點上，父親與他的祖先開始有了不同。雖然他還是堅定地相信猶太文化的價值核心是學習，但他對于彌賽亞式的希望已經興味索然。他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因此并不能感受到履行儀式時帶給精神上的那種愉悅。而我的母親，盡管她絕對不碰教規禁食的食物，可她還是波蘭猶太人中較早改革的女性之一。事實上，與當時多數同齡婦女不同的是，菲格爾?梅拉姆多維奇在家中平等地分擔家務，在外面則是教師互助會中的一名專業成員，她對于改革思想的執著與熱衷絲毫不遜色于她的丈夫。在他們這一幫人中，有些偶爾會聚集在我們的餐桌旁，男女的權利看上去并沒有顯著的不同--大家都認為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抒發自己想法的權利，這不，他們一邊喝著茶，吃著“巴巴”烘烤的蜂蜜蛋糕，一邊討論著波蘭猶太人新時代的到來。歐洲生活文化中的一件怪事便是婦女當眾提及丈夫時應該叫他的姓。所以，當母親說到父親時，她會稱他為“梅拉姆多維奇”。名字是用在私下談話里的，母親用父親的中間名字叫他:莫伊舍。
　　我不能肯定究竟父親是在幾歲時摒棄了猶太教，因為他在猶太兒童宗教學校中度過了他的幼年時光（實際上，他有相當深厚的猶太教知識）。我猜大致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那時歐洲許多懷有理想主義的年輕知識分子紛紛將目光從宗教轉向了科學和人文主義。他們在兩種思維方式的碰撞中掙扎：一方面他們繼承了哈希德派中的傳統主義，另一方面又為現代主義這一橫掃東歐猶太社會的塵世化進步思潮所吸引，這是18世紀哲學家摩西斯?門德爾松和戲劇家哥特赫爾德?萊辛的思想遺產。這兩位現代猶太思想的先哲共同締造了猶太改革思想的觀念，并且發公開譴責猶太分裂主義的先聲。摩西斯?門德爾松，這個來自德國德騷“猶太區”的小駝子，作曲家費列克斯?門德爾松（出生時即受禮為基督徒）的祖父，勇敢地擔當起了把猶太教推廣出“猶太區”并將它領向新啟蒙時代的使命。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猶太教的信條不會與一個非猶太世界中的生活起任何沖突。門德爾松的革命性思想發展成了現代猶太塵世化運動，這一運動的副產品便是大批世界性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和科學家的涌現--人數之多，與猶太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微小比重是完全不成比例的。20世紀早期，這場世俗化運動雖然還處于幼年階段，但對于歐洲猶太人中的年輕一代已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將像我父母及其同齡人吞入了它的洶涌潮流，將他們卷離了父輩們的傳統。父親于1923年11月26日畢業于德列日大學，修完了現代學、數學和人文科學的所有課程。
　　這樣，父親最欣賞的作家（晚些時候也成了我的）是用意第緒語寫作的埃佐克 L. 佩雷茲也就沒什么令人驚奇的了。佩雷茲是意第緒語文學巨匠之一，與筆名為蒙德爾?莫車爾?斯夫利姆（書商蒙德爾）的沙洛姆?雅各布?阿卜拉莫維茨和筆名為紹勒姆?阿萊西姆（和平與你同在）的薩拉蒙?拉賓諾維奇齊名。佩雷茲是所謂的“啟蒙者”，對猶太歷史和民間傳說有著根深蒂固的熱愛，卻在傳統教義和蓬勃而起、越來越為新興猶太大眾接受的世俗文化運動中發現了共通之處。事實上，佩雷茲給古舊的宗教理念和儀式賦予了嶄新的含義，并進行了新的闡釋和實際運用。與佩雷茲一樣，對于神圣的玄學和正統的天地概念，以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觀念，父親都已不再相信。相反，父親信奉的是比《十誡》中信條要求更高的道德觀。其實，父親的道德觀就包含在佩雷茲的短篇小說《若非更高》中。道德觀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人存在的內在需要，如人類之間的平等一樣。
　　父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數學家，從行業角度來講是一名教師，而從性格本質來說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在所有這些頭銜之上，還要加上“頑固不化”。只要認準了一種立場，在寫作或是做人哲學中處處都會流露出這種態度。他身材矮小，發際漸退，但卻腰板筆直，在整個一生中，他都是一個不昧良心、獨立行事的人。有時候，這條人生道路也會拐上幾個奇怪的圈子，就像納粹挺進別列斯多克前不久發生的事情那樣。
　　德國于1939年9月1日對波蘭發起了全線進攻，由此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別列斯多克對于第三帝國來說，幾乎算不上什么軍事威脅，可德國的轟炸機還是飛到了這個手無寸鐵的城市上空。它們的炸彈隨機地落在了那些“該你倒霉”的目標之上。其中之一是市政廳，這座19世紀早期的大廈便這樣化為灰燼。“閃電”部隊的兵臨城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市長匆忙召集城委會會議，父親正是其中的一名委員。當時只有一個問題：城市委員會的大廳已經不見了。而城里主要的猶太教會堂格羅伊瑟堂卻依然完好無損，因此市長詢問拉比是否可以在那兒召開城委會。拉比答應了，但條件是所有的委員們必須戴上猶太圓頂小帽，這符合猶太教中關于進入猶太教會堂的條規，以示對上帝的尊敬。市長和所有的委員們一致同意，只有一個人唱了反調，這就是我的父親。他恰好是少數猶太委員之一，卻說如果戴了帽子便拒絕進入會堂。按照他的原則，他不會認同任何形式的宗教，而戴上帽子就是重演一種儀式。真是不折不扣的梅拉姆多維奇。
　　雖然他抵制了那次會議，但他還是同意了一起逃亡的計劃。市長和全體城委委員--別列斯多克市的政治中堅，竟企圖在納粹到來之前和其他一些有頭有臉的市民們一塊兒離開這座城市。這些市政官員們聽說納粹會利用別列斯多克的知名人士作為人質。如果一旦出了什么差錯，人質就要負責。在他們天真的想法中，留下來的家屬們將會是安全的。但我們不知道的是，納粹會陰謀將猶太人從小鎮和村莊中攆出來，強迫他們長途跋涉到大城市，最終在那兒集中，從而與波蘭人隔離開來。在一些城市中，猶太人被限制生活在猶太區中，別列斯多克以及華沙、盧布林、克拉考、威爾諾還有羅茲就是其中主要的幾個，后來600萬猶太人像牛群一樣被運送到死亡營，在那里他們被屠殺殆盡。這可比世界聽說達喬、布亨瓦爾德、奧斯維茲-比爾克瑙、邁達內克、貝爾根-貝爾森或是忒瑞布林卡要早得多。到1939年9月底，德國和俄國便準備瓜分波蘭了。雖然當時斯大林正指望與希特勒簽署互不侵犯協定，俄國還是和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達成協議，獲準建立軍事基地。作為回報，俄國將那時仍是波蘭領土的維爾諾返還給立陶宛。距離波蘭邊界不遠的維爾諾歷史上就是立陶宛的首都。歐洲地緣政治的鬼把戲當時可真是頻頻上演啊。
　　當然，我對父親的出逃計劃一無所知，直到城委會后好幾天之后。那時已經半夜，天上沒有月亮。母親叫醒了我，給我穿好衣服。
　　“我們要跟你爸爸說再見了。”她一邊低聲說著，一邊拉著我的手走出家門，來到別列斯多克空蕩蕩的大街上，四周一片漆黑。盡管我看不到任何戰爭的跡象，可我還是可以聽見周圍建筑物不斷回響著高射炮射擊的聲音。
　　在一個空空的停車場上，我們遇上一群人，他們在一輛帆布頂棚的大卡車旁來回走動著。城委委員的孩子、妻子和家屬們在那兒與他們道別。我看見了父親，便跑上去。媽媽眼里含著淚，所有人眼里都含著淚。父母親擁抱了片刻，然后父親和其他委員排隊登上卡車，開走了。沒人知道他們的目的地。
　　我記不得當晚父親到底說了些什么，不過他在道別時用了一種試圖讓人放心的語調。是政治讓他離開的，或許也能把他帶回來。可20世紀30年代的世事是不會如此流轉的。安全和自尊這樣一些標準已不再重要。歐洲是在政治發展的推動下昌盛起來，這不假，可倚靠戰爭機器--坦克、飛機和機械化軍隊的強權政治卻像當年從亞洲突襲而來的蒙古游牧騎兵那樣橫掃了這片土地。
　　我還未聽過炸彈爆炸聲音之前，戰爭在我腦海里更多的只是一種虛張聲勢，而并不是納粹的萬十字標記。我幻想戰爭可能是在別列斯多克大街上的一場斗劍。勇敢的別列斯多克人對陣野蠻人，從一條街道打到另一條街道。戰爭可能只會在大街上進行。旁邊小街上的生活，比如說我生活的這條街道，還會一如既往。
　　這種幼稚的想法很快就被現實推翻了。突然之間，整個世界變得喧囂可怕。教堂的鐘響著，防空警報響著，流言紛紛，炸彈爆炸聲和炮火聲響徹街衢，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面孔上流露出的恐懼--納粹那摧毀一切的戰爭機器所帶來的痛苦和絕望紛擾著人們的心。
　　隨后看來，我對戰爭的幻想雖然幼稚，但也并非差得太遠。不幸的是，波蘭軍事裝備還只是19世紀的一些老古董，就像我們在城里的房子一樣。淌著泥濘，冒著冷雨，揮舞著長矛大刀，波蘭騎兵就這樣向德國的坦克發動著沖鋒。27天后波蘭便淪陷了。
　　現在我們只能等待著征服者的到來和命運的裁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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