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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非公經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開場白：鄧小平三保年廣九

在中國，提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年廣九的“傻子瓜子”是一個絕對無法繞開的話題。年廣九是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創始人，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是正宗的“非公有制經濟”的代表人物。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曾有三次談話，保護了當時頗受爭議的年廣九。這三次談話不僅改變了年廣九的個人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第一代個體私營經濟的整體命運。
　　年廣九早年因迫于生計，在1963年就悄悄地跑到江西販賣板栗。當時的小商小販一概屬于“資本主義尾巴”，被認為是犯法，由此被判投機倒把罪坐了一年牢。1972年，他開始炒瓜子、賣瓜子，五分錢一小包，在劇院門口或沿街叫賣，政府的“打投辦”沒有少對他“關注”。他的瓜子味道好、價錢低，在蕪湖小有名氣。別人買了瓜子，總會問：這夠秤么？他就馬上給人家添抓一大把瓜子。因此被買瓜子的人稱作“傻子”。后來他索性起名 “傻子瓜子”，白天擺攤，晚上數錢，生意越做越好。到了1978年，年廣九已經成了“萬元戶”。1978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月工資才56元。全國八億農民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有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當時農民年平均口糧不到300斤毛糧。相比之下，年廣九靠炒瓜子賣出了個“萬元戶”，怎么能不引起社會的非議？ 
　　年廣九的“傻子瓜子”怎么會驚動到鄧小平，而且引得鄧小平三次保護年廣九呢？
　　鄧小平第一次保護年廣九，是改革開放初期。年廣九開了店，生意越做越好，瓜子店門口買瓜子的排上兩排隊伍，連綿100米以上。年廣九還定出了“優惠”規定：軍人不排隊，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的買兩斤瓜子不排隊，到蕪湖差旅的過路人用車票買兩斤瓜子不排隊，婚姻大禮憑結婚證買十斤瓜子不排隊。生意越來越火！后來，年廣九膽子越來越大，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雇起幾個工人幫他炒瓜子。中國人受了多少年“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社會主義還能搞雇工？這豈不是明明白白的剝削 ？1980年，安徽省有關部門去蕪湖調查，寫了個調查報告。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看了，認為很有典型意義，特地給“鄧辦”送去一份。
　　鄧小平看到這份“傻子瓜子”問題的調查報告，當時就對個私經濟發展給予肯定，并且對一些涉及“姓資姓社”的爭論，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這是第一次談到年廣九。
　　鄧小平第二次談到年廣九，是年廣九擴大辦廠和雇工，又引起了社會的激烈爭論。
　　進入80年代，“傻子瓜子”打進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由單一的零售，發展到代銷、促銷和批發等多種經營形式。年廣九不得不迅速地擴大辦廠和雇工。到了1984年，年廣九的雇工已發展到103人，他也成為中國最早的百萬富翁之一。但是年廣九雇工103人的數字，大大超過了當時國家工商局關于個體戶雇工最高八人的規定。年廣九的雇工問題又一次引起社會上更加激烈的爭論。“年廣九是暴發戶”，“年廣九是新型資本家”，“年廣九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能準許出現百萬富翁、私人資本家？”等等，依然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從黨政機關嚷到理論界，從蕪湖嚷到安徽省，又嚷到北京，有人主張要“動”年廣九。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個個體經濟發展的高度上來。他說：“還有些事情用不著急于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會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一個‘傻子瓜子’，就會變動人心，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鄧小平的這段話不僅保護了處在風口浪尖上的年廣九，也打消了其他個體私營業主們的觀望心理，有力推動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
　　“傻子”并不“傻”。年廣九心里始終不踏實，想找個“保護傘”，便建議同工商部門搞聯合經營。于是，由新蕪區勞動服務公司和蕪湖縣清水鎮工業公司兩家公司出資30萬，年廣九以商標權和技術入股，簽訂了合資聯營協議。1984年7月1日“蕪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掛牌，由年廣九任總經理。年廣九以為有了公家單位參與聯營，就可以摘掉“資本家”的帽子了。但是以個體經營模式來管理集體企業，始終矛盾不斷。后來幾經商議，改由年廣九承包。不過，這次短暫的聯營又給年廣九帶來了牢獄之災。1987年年底，蕪湖市新蕪區檢察院根據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經理的舉報，對年廣九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檢察院指控年廣九貪污438萬元，主要事實是他從會計手中借款沒有及時報賬，并指控年廣九把公司的原料瓜子、包裝麻袋等公物借給了干個體的兒子，涉嫌挪用公款罪。1988年12月25日蕪湖市檢察院以年廣九犯有貪污、挪用公款罪向蕪湖市中級法院起訴，并對年廣九收容審查，1989年9月25日實施逮捕。1991年5月3日蕪湖市中院對年廣九案公開審理。法院一審認為經濟犯罪證據不足，但檢察院卻依法抗訴到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其后，省高級人民法院多次派人到蕪湖調查核實，蕪湖市檢察院又撤銷抗訴。
　　鄧小平第三次談到年廣九，正是在年廣九深陷經濟犯罪指控之時。1992年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到了深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鄧小平在講話中又一次談到“傻子瓜子”。他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長期穩定。”
　　為什么恰恰在此時再次提到“傻子瓜子”？據說，那時“傻子瓜子”的分公司已經開到了深圳，分公司的一個經理風聞鄧小平到了深圳，大膽決定拉出橫幅：“‘傻子’歡迎鄧小平到深圳視察！”橫幅的事傳到鄧小平耳朵里，鄧小平笑著說：“傻子都做到深圳來了，不錯！”這可能是讓鄧小平再次想起“傻子瓜子”的原因。因此南方談話使年廣九的命運出現了轉折。1992年3月15日被羈押三年多的年廣九因經濟罪不成立而獲釋。鄧小平南方談話不僅救了年廣九，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開辟了新路，為私營經濟再次開了綠燈。年廣九再次獲釋的消息，經媒體披露，全國眾多記者云集蕪湖采訪，一時間年廣九成為國內外關注的新聞人物。
　　1997年，傻子集團宣告成立。在經歷過家族內部的分分合合之后，“傻子瓜子”最終得以健康地發展成長。
　　2008年3月，《法人》雜志的記者朱文娜在《年廣九：致富光榮時代的探路者》一文中寫道：
　　鄧小平的三次談話不僅改變了年廣九的個人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第一代個體私營者的整體命運。是年廣九，用自身的經歷讓開放之初的國人逐漸認識到“投機倒把”不是罪、雇傭工人也不是罪、發家致富更不是罪！盡管如此，在那個特定時代的大背景下，帶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膽投身到當時尚未見雛形的市場經濟的年廣九，還是沒有擺脫牢獄之災，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個體私營業者沖破僵化經濟體制的艱辛創業歷程。
　　朱文娜帶著無限傷感和無奈，又寫下了她的感嘆：
　　那些略顯殘酷、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總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來付出與承擔。
　　年廣九的故事，讓我們感受到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艱辛。鄧小平三保年廣九，他保護的正是中國新一代的個體私營經濟，即本章將要論述的非公有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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