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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1章引言

全球在2008年年底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和英國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從根本上反思全球金融體系。2009年初，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加入了這一討論，指出導致動蕩局面的原因是缺少一種真正的國際貨幣。這些觀點讓人回想起“布雷頓森林”，那是一座位于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偏遠小鎮。1944年7月，二戰期間，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于此，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即設計一個全球貨幣體系并交由一個國際機構管理。
　　19世紀晚期，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體制為第一次偉大的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基礎。古典金本位體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期間崩潰，而20世紀20年代嘗試恢復金本位的努力也慘遭失敗，并帶來了災難性的結果：經濟和貿易崩潰，跨境沖突驟升。20世紀30年代，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的國際主義人士從中看到了強大的因果關系，并決心要開創新的局面，用財政部哈里·德克斯特·懷特的話說，就是要“給新世界來一次新政”。
　　懷特與他的英國對手——革命性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同步展開工作，在摩擦中合作，著手為戰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創建經濟基礎。這種經濟基礎將賦予政府更多管理市場的權力，但同時限制政府操縱市場以獲取貿易利益的特權。未來黃金和美元短缺的局面將得以終結，貿易將因此有助于促進政治合作。資本瘋狂的跨境流動將受到嚴格限制，那些激發人們對黃金和美元短缺的恐懼并從中牟利的投機商人將因此受到束縛。各國的利率均由本國的政府專家負責制定，他們都受訓于宏觀經濟學這門由凱恩斯主導設立的新學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確保匯率不被操縱以獲取競爭優勢。最重要的是，新生的獨裁者們將不能通過實施“經濟侵略”手段來摧毀鄰邦或煽動戰爭。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強勁的經濟復蘇使布雷頓森林成為“高瞻遠矚的合作性國際經濟改革”的同義詞。70年過后，時逢巨大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壓力，在提出修補國際貨幣體系的藍圖時，對沖基金大師喬治·索羅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政策癡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紛紛重提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那段定義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凱恩斯與懷特激辯的歲月，這一點或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布雷頓森林發生的故事真的能夠照亮前進的道路么？
　　毫無疑問，在布雷頓森林所形成的貨幣框架存在重大缺陷，并直接導致這一體系于1971年最終崩潰。而且事實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續時間比普遍預計的要短得多，其運行狀況也遭遇了更多困難。直到1961年，也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15年之后，首批9個歐洲國家才正式實施了要求其貨幣與美元可兌換的條款，而此時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明顯處于吃緊狀態。任何繼任的體系都將遭遇曾在20世紀40年代困擾英美兩國談判者的困難抉擇，即多邊規則與各國自決權之間的權衡取舍。1971年以來，世界經濟領域的政治家們反復呼吁創立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1973～1974年是20人委員會，1986年是24國集團，2009年則是七國集團中的歐洲成員，等等。他們的希望最終都破滅了。
　　布雷頓森林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顛的快速衰落。一戰前夕，英國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29%；而到二戰結束時，這一比重飆升至240%。用凱恩斯的話說，一個在20世紀20年代控制地球四分之一領土和人口的國家正面臨著一場“金融敦刻爾克”。英國為了在戰爭中存活下來，與美國達成了一筆浮士德式的交易，這筆交易是布雷頓森林戲劇性事件的一個核心要素。
　　這出戲劇的中心人物是個性極端對立的凱恩斯與懷特：一位是從小群仆環繞、才華橫溢的劍橋學術世家子弟，另一位則是出身波士頓工人階級家庭、由立陶宛裔猶太移民撫養長大、傲慢又固執的技術官僚。
　　在布雷頓森林，凱恩斯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享受國際明星待遇的經濟學家。他關于政府干預經濟的大膽創新觀點既令他受人尊敬，也使他備受指責，而美國媒體總是嫌對這位尖酸刻薄、能言善辯的英國人報道得不夠多。凱恩斯對經濟學的傳統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堪比20年前愛因斯坦對物理學的影響。在他1936年的鴻篇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中，凱恩斯以無人匹敵的機智與自信辯稱：在面對一場大蕭條之時，政府認為的歷來穩健的政策實際上卻是魯莽且不計后果的。他最核心、最富有洞察力的見解是，經濟的關鍵是貨幣，而正是因為貨幣的存在，從而摧毀了經濟體系中被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能夠經常發揮作用的自我穩定機制。凱恩斯將把自己這一富有洞察力的見解應用到設計一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中去，而這一體系將對美元全球至尊的地位構成威脅，懷特也因此決心使該體系永遠不見天日。
　　盡管凱恩斯提出了富有遠見的國際貨幣體系設想，他到美國的最終任務卻是盡可能保留業已破產的大不列顛在歷史上享有的帝國特權，在一個看似注定將由美元主導的戰后世界中，這一要求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英國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們在華盛頓日益絕望的乞討行動屢屢以失敗告終。在這樣的背景下，凱恩斯受命成為英國最后的金融大使，擔任英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租借談判以及英國貸款談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個年代的一首英國打油詩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的英國使者們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困境：“在華盛頓，哈利法克斯勛爵曾經在凱恩斯勛爵耳邊低語，沒錯，他們是有錢袋子，但是我們有的是腦瓜子。”3哈利法克斯和諸多英國政治顯貴一樣，都未能打開美國的錢袋子，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赴華盛頓和布雷頓森林的前線。派他前去是出于一絲渺茫的希望：如果腦瓜子是清償債務的關鍵，他取勝的幾率可能會更大一些。
　　沒有人比凱恩斯更能夠理解英國極度嚴峻的金融狀況和迫切需求，而且在語言運用方面，他天賦異稟，這本應使他成為一位外交大師，可是他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邏輯上逼迫和羞辱對手，而非說服他們。“這家伙對國際關系是個威脅。”有人評論道。說這話的人不是美國的談判對手，而是英國戰時內閣顧問、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凱恩斯視作“天神”的詹姆斯·米德。英國財政部的保羅·巴瑞評論道：“游說拉票、動員支持、餐桌政治，這些技藝都不是凱恩斯所擅長的。”
　　凱恩斯盡力從心理上和體力上適應周圍那些奇怪的人，特別是華盛頓特區的居民，這些人不受凱恩斯對事實和邏輯的超人運用的影響，甚至連逼他們讓路都不成。美國人永遠不會偏離他們強硬的地緣政治條件，至少在二戰后杜魯門團隊重新洗牌之前是不會的。凱恩斯還經常使問題復雜化，他不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個敏銳和專注的職業外交家本應學會利用紐約的銀行大亨來對付羅斯福的金融家，當時這些銀行大亨搖晃著貸款的誘餌意在換取英國反對美國財政部的貨幣改革方案。但是凱恩斯還有個人政治遺產的問題需要考慮，而他在布雷頓森林萬神殿中的地位是決定個人政治遺產問題的關鍵。他為自已的堅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價，就像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變異癥一樣陣陣發作，他會說服自己，并以他無人能及的雄辯口才說服倫敦的政治領導層相信，盡管美國政府恪守法條主義的做法令人難以忍受，盡管他們對理智的說辭不屑一顧，但是美國政府的意圖仍然是好的，并最終會對英國作出正確的事。
　　在布雷頓森林，凱恩斯所勾畫的戰后貨幣秩序藍圖面臨的主要障礙來自于哈里·懷特，一位當時仍然默默無名的美國財政部技術官僚。采訪會議的新聞記者曾經對懷特表示懷疑，認為除了凱恩斯的《通論》灌輸的思想外，他可能再無其他觀點，懷特對此勃然大怒。盡管懷特沒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職銜，但是到了1944年時，他已經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了廣泛影響，甚至在三年前與日本開戰之前的外交活動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令人不可思議。
　　懷特堅毅而聰慧，專注于細節，做事不屈不撓，通曉政策制定門道。本國同事和外國對手對他又恨又愛，而懷特的所作所為也確實不讓人喜歡。“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體地表現或遵守文明人對話的規則。”凱恩斯抱怨道。然而，懷特一方面傲慢無理、仗勢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以來，懷特都強烈地認識到，他在華盛頓的脆弱地位完全依賴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裝自己的老板，即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羅斯福信任但智慧匱乏。懷特常常在與凱恩斯談判前因為壓力過大而病倒，然后會在談判中爆發。在一次特別激烈的會議上，懷特脫口而出：“我們會盡力提出一些尊貴的殿下您能夠理解的東西。”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師，懷特策略性地戰勝了遠比他聰明但卻固執任性的英國天才對手，從而樹立了他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形象，試圖從二戰引發的美英地緣政治板塊變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懷特對戰后秩序的設想與英國長期以來的利益截然對立，特別是在涉及帝國的問題上。然而，懷特的設想還包括使美國與一個新的、正在崛起的歐洲大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一點甚至連他最親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曉。理解懷特這一更大的目標非常重要，不僅能夠說明為什么英國人認為他是一個棘手的談判對手，而且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在杜魯門將對外經濟政策的控制權由財政部轉到國務院之后，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在二戰后發生劇烈搖擺。
　　懷特一直對蘇聯癡迷。1933年，他在成為威斯康辛州勞倫斯學院一名經濟學教授之后不久，就決定要尋找一份獎學金赴蘇聯研究其計劃經濟體系。1934年6月，財政部顧問雅各布·維納邀請懷特來華盛頓小住，協助維納開展貨幣金融改革的研究，這才轉移了懷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結識了喬治·西爾弗曼、惠特克·錢伯斯以及其他為蘇聯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士。早在1935年，懷特，這位急于影響世界且對行動面臨的官僚制度障礙不屑一顧的理想主義者，就開始了那種危險的雙重人生，這種雙重人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華盛頓的同代人。
　　雖然懷特的官方著述明確地顯示出他是一個支持凱恩斯主義的新政民主黨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卻顯示出他還要更加左傾。在懷特設想的戰后世界中，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模式將處于支配地位，盡管它不會取代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本書研究過程中新發現了一份未經發表的懷特手稿，確鑿無疑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份手稿寫于二戰結束前夕，懷特在其中大加指責美國對蘇聯的態度，言辭激烈。如果當年這份手稿公之于眾，必將招來要將他解職的一片呼聲。
　　“我看到了未來，”激進的記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勒之旅后寫道，“而且它成功了。”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的布雷頓森林，懷特堅信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已經證明獲得成功。“蘇聯是第一個付諸實踐的社會主義經濟案例，”懷特寫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認為，美國政治統治階層對蘇聯的敵意是一種政治虛偽，源自其從意識形態上就不能承認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功。
　　顯然，一個必須要問的關鍵問題是，懷特與蘇聯的關系是否對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結果產生了任何實際影響。關于戰后貨幣改革的“懷特方案”當然不帶有任何蘇聯貨幣思維的印記，因為這種思維根本就不存在。誠然，在會議上，懷特明顯表現出對蓄意阻撓會議的蘇聯人過度關心，他比任何其他美國談判人員都要關心，且比歐洲人還要關心得多，這令一些歐洲人感到惱火。但是這對最終結果并未產生影響，因為蘇聯并沒有批準協定。如果懷特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任總裁，他的觀點可能會產生更大影響，但這一點我們永遠無從得知。然而，我們將要看到，懷特之所以沒有成為基金組織總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夠出任基金組織總裁的主要原因，是懷特為蘇聯從事的活動當時已經露出端倪。
　　溫斯頓·丘吉爾曾經有一句名言：“在美國人窮盡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們總能夠指望他們作出正確的事情。”在凱恩斯去世兩年之后、懷特去世半年之前，這番話以馬歇爾計劃的形式得到了應驗。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制定的一項異乎尋常的外交國策，它建立在這樣一種頓悟的基礎上：英國其實并非懷特所定義的、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對手，而是一個陷入絕境的盟友；面對與日俱增的蘇聯威脅，英國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這就是關于哈里·懷特的世界新秩序藍圖的興衰往事，以及我們今天仍與之斗爭的那場衰落的遺留之物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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