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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所趨：社會發展的最佳狀態

資本主義的宗旨是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帶入經濟領域，人們所需物項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中交換。幾乎所有日常所需都被納入資本主義范疇，包括食物、飲用水、手工制品、社會關系、好創意、時間，甚至是決定我們是誰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它們都被定價并在市場上銷售，而市場一直以來都是商品交換的特殊地點。今天，幾乎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與商業交易相關。也就是說，市場定義了我們。
　　但矛盾也在于此，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是它的成功即意味著失敗。且聽我細細道來。
　　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亞當· 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市場的運作模式同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轍。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力都對應著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樣，在自我調控的市場中，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增加，那么賣家的售價就會隨之上漲；如果售價過高，需求則會減少，進而迫使賣家調低價格。
　　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讓· 巴蒂斯特· 薩伊（Jean-Baptiste Say）是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另一位早期代表，他同樣借喻牛頓力學，提出經濟活動本身是持續性的。與牛頓第一定律相似的是，薩伊認為經濟活動一旦啟動即持續運轉，除非有外力產生反作用。他說道：“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它的自身價值就從這一刻開始全部作用于市場中的其他產品……一個新產品的誕生對其他產品的影響是即時性的。”下一代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改良了薩伊的說法，認為新技術提高生產率，使賣家能夠以更低的單價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大量供應的低價產品拉升了自身的需求，這個過程迫使競爭者研發新技術來提高生產率，從而以比對手更低的價格贏回更多的老客戶或吸引到新客戶。這個循環的運轉同永動機的運轉機制相似。新技術和生產率提高帶來的低價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的資產更多，而這反過來將刺激賣家展開新一輪的競爭。
　　然而，以上情況也存在一個隱患：他們都是基于“市場是競爭的”這一假設。問題是，如果一個或幾個賣家有能力一家獨大從而消除競爭并建立壟斷或寡頭，那么賣家就可以使價格保持在高位，因為買家幾乎沒有替代方案，這種情況在交易中的商品或服務是必需品時尤為突出。此時，壟斷者幾乎沒有必要研發新技術提高生產率、降低售價或維持競爭力。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已經對壟斷者司空見慣了。
　　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新的市場參與者會不斷涌現，他們將帶來技術突破，提高生產率，降低壟斷商品或服務替代品的售價，從而動搖壟斷者在市場中的地位。
　　現在，我們用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假設可以得出一個有邏輯的結論：設想一個資本主義體制，它的運行邏輯經得起任何質疑，它的競爭過程可以帶來“生產率極限”和經濟學家所說的“最優公共福利”（optimum general welfare）。這就像一個游戲的殘局：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終極技術誕生，將生產率提高到理論上的最高點，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新產品的生產成本接近于零。換言之，如果不考慮固定成本，則每生產一件額外產品的成本為零，這意味著產品幾乎是免費的。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么資本主義的血液（利潤）就會枯竭。
　　在市場交換型經濟中，利潤是從差價中賺得的。例如，我是本書的作者，我把書賣給出版商，換得的是預付款和未來的版稅收入。在讀者拿到這本書之前，書的生產還要經過諸多環節，包括編審、排版、印刷、發行、經銷和零售。參與流程的每一方都提高了交易價格，在原價格的基礎上加入了足以使其獲利的差價。
　　但寫書和賣書的邊際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時會發生什么呢？事實上，這種現象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定價定得很低，甚至繞過出版商、編輯、印刷公司、批發商、經銷商和零售商，在互聯網上免費發表。在這種情況下，營銷和發行圖書的成本接近于零。僅有的成本是寫書所消耗的時間、購買計算機和接入互聯網的支出。電子書創作和發行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
　　零邊際成本現象已經破壞了出版業、傳媒業和娛樂產業的舊格局，越來越多的信息以幾乎零成本的方式提供給數十億受眾。今天，全球超過1/3 的人口通過手機和計算機以相對低廉的成本生成自己的信息，并通過視頻、音頻、短信以接近零成本的方式在互聯網世界分享。零邊際成本革命的觸角正在延伸到其他商業領域，例如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線高等教育。現在已經有上百萬的產消者（消費自己生產的商品）在全球范圍內以接近零邊際成本的方式制造綠色電力。據估計，全球有將近10 萬名業余愛好者采用3D打印技術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同時，600 萬學生正在參與慕課。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網絡課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課，學生的學分還被大學認可。在這三個例子中，雖然前期成本相對較高，但都有增長指數曲線，就像過去幾十年將計算機運算的邊際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指數曲線一樣。在未來二三十年里，各大洲和全球網絡中的產消者將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生產并共享綠色能源、商品和服務，并且通過在線虛擬課堂學習，進而將經濟帶入一個商品和服務幾乎免費的時代。
　　這場零邊際成本革命中的很多佼佼者認為，在近乎免費的商品或服務更加流行的同時，他們也會創造出其他利潤可觀的商品或服務，甚至可以幫助資本主義重整旗鼓。《連線》雜志（Wired）前任編輯克里斯· 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以世界上第一家一次性大眾剃須刀生產商吉列公司為例，提醒我們免費贈品一直都被用來吸引潛在消費者購買其他商品。吉列公司歷來免費贈送剃須刀，旨在吸引消費者購買適合該剃須刀的刀片。 
　　同樣的道理，現在很多藝人允許上百萬歌迷在網絡上免費分享自己的音樂，目的就是希望能培養出忠誠的歌迷屆時付費觀看現場的演唱會。《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經濟學人》雜志（The Economist）向數百萬讀者提供免費的預覽版新聞，一定比例的讀者會付費訂閱以讀取完整版的內容。從這個角度看，“免費”是構建付費用戶基礎的市場工具。 
　　但是，渴望“一切都免費”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短視且幼稚的。隨著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轉向近乎零邊際成本甚至免費，資本主義市場將進一步萎縮至更加細化的市場領域，靠利潤為生的企業只能倚仗高度專業化的商品和服務存活在經濟體的邊緣，且其用戶群還在不斷流失。
　　對近乎零邊際成本經濟模式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商業領域很多思想老舊的人無法想象商品或服務接近免費時經濟的走向：如果利潤枯竭，資產毫無意義，市場是多余的，那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有些人已經提出這樣的疑問。令他們欣慰的是，幾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在很久之前就審視了這個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思考過引領資本主義前行的致命矛盾。他們都提出過這樣的疑問：在遙遠的未來，新科技是否會讓生產率足夠高、價格足夠低，最后導致零成本模式的出現。
　　奧斯卡· 蘭格（Oscar Lange）是20 世紀早期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注意到了成熟資本主義體制下潛伏的謎題。因為，追求新技術以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價格從根本上會威脅到體制本身。在1933 年經濟大蕭條的陣痛期，他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生產方式私有制能否無限期持續以促進經濟增長？或者，科技發展到某一足夠發達的階段，是否會成為資本主義體制進步的桎梏？
　　蘭格發現，當一個創業者完成技術創新，能夠以低價提供商品或服務時，較之仍陷于傳統生產方式的競爭者而言，創業者享有暫時性優勢，而競爭者的早期投入則不可避免地貶值。競爭者迫于壓力，也會研發出自己的技術創新作為回應，從而再次提高生產率并降低價格，如此循環周而復始。
　　但在成熟產業中，很多企業已經搶占了足夠大的市場份額成為壟斷或寡頭，它們不遺余力地阻礙經濟進步，竭盡所能地確保資本不因技術過時而貶值。蘭格寫道：“當維護已投入成本成為創業者首要關注問題時，那么經濟進步的步伐一定會戛然而止，至少會大幅放緩……這種現象在壟斷市場尤為明顯。”
　　實力較強的產業領導者通常會盡力阻礙新競爭者的涌入和新技術的研發。通過放緩或停止新技術的研發，不但保護了先期投入資本的價值，而且阻礙了資本投入新的盈利領域，形成了一個正反饋回路。如果資本不能進入新的盈利領域，經濟就會陷入長期停滯。
　　蘭格用嚴肅的措辭描述資本家相互剝削的惡果：
　　如果不能打擊為保護先期投資而阻礙經濟進步的做法，或者打擊沒有成效，那么資本主義體制的穩定性就會動搖，甚至崩塌。　
　　阻礙經濟進步的做法注定是失敗的，因為新的創業者總會擠入體制內，探尋提高生產力并降低價格的技術創新，用更低的價格從競爭對手那里搶得客戶群。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蘭格提出的這一模式是循環往復的：不斷提升生產率，進而不斷降低成本和價格，擠壓利潤空間。
　　對于當代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商品或服務近乎免費這一設想其實是帶有一點兒預言色彩的。而早期的經濟學家表達出來的是一種“保守的熱情”。凱恩斯是20 世紀備受尊重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至今仍在經濟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0 年，當數百萬美國人認為1929 年經濟突然下行只是經濟沉入谷底的“開篇”時，他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孫輩經濟發展的可能性”（Economic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短文。
　　凱恩斯在文章中提到，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生產率并降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時，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人力消耗也大幅降低。凱恩斯發明了一個新術語，他告訴讀者：“在未來，你會無數次聽到這個詞—‘技術性失業’，意思是指由于探索節省人力勞動方法的速度超過了新崗位的生成速度而造成的失業。”他還提到技術性失業在短期可能是種困擾，但長遠來看它是件好事，因為“人們正在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
　　凱恩斯認為：“我們很快將達到一個點（甚至比想象的更快），在這個點上，所有的經濟需求都將得到滿足，人們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非經濟活動。”他很期待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中，近乎免費的商品或服務達到富余水平，人類得以從苦難和拜金主義中解脫出來，轉而關注生活中的藝術，實現人性的升華。
　　早在20 世紀30 年代，蘭格和凱恩斯就預見到了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分裂性特質：競爭性市場內在的創新性動力會驅動生產率的提升和邊際成本的下降。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很清楚，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就是消費者只需承擔所購物品的邊際成本。但當邊際成本趨近于零時，消費者如果只支付邊際成本，商家將無法收回其投資，而利益相關方也無法賺取滿意的利潤。因此，行業領袖會爭取市場份額以建立壟斷，這樣他們就能夠以高于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阻礙“看不見的手”引領市場達到商品或服務近乎免費的最有效模式。這一困境就是資本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內在矛盾。
　　蘭格和凱恩斯的發現面世80 年后，當代經濟學家再次聚焦于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他們也不確定在新科技加速零邊際成本時代到來的背景下，市場經濟將如何正常運轉而不至于自我毀滅。
　　勞倫斯·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是克林頓任期內美國財政部部長和哈佛大學前校長， 他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J· 布拉福德· 德朗（J. Bradford DeLong） 在2001 年8 月堪薩斯市聯邦儲備銀行的座談會上聯名發表了題為“信息時代的經濟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theInformation Economy）的報告，重新審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窘境。這一次的形勢更危急：新興的信息技術和互聯網通信革命可能使資本主義在未來幾十年迎來近乎零成本的時代。
　　薩默斯和德朗的關注點在于新興的數據處理和通信技術。他們說這些“具有地震式效應的創新”正全面地重新配置商業環境，其潛在影響堪比電的出現。他們認為這些技術變革很可能極大地降低邊際成本，而這也是其論點的出發點。薩默斯和德朗認為：“經濟效率的根本原則在于價格要等于邊際成本。就信息產品而言，生產該產品的社會和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樣，悖論也就隨之產生了：
　　如果信息產品以等于零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那依賴銷售利潤抵消支出的公司就無法創造并生產出這些產品。如果要創造和生產信息產品，就要假設銷售產品會使某人得到利潤。
　　薩默斯和德朗反對政府通過補貼的形式抵消先期投入，因為“管理性民主、群體思維、官僚風氣會摧毀市場的創新能量”。
　　兩位經濟學家不情愿地認為，在一個依靠大幅上漲的規模收益來生產商品的經濟體中，保護創新的最佳手段是短期的自然壟斷。他們的結論是“私營企業需要臨時性的壟斷和利潤激勵創新”，而且他們承認“自然壟斷不滿足于價格等于邊際成本這一根本性經濟效率法則”。事實上，每個經濟學家都知道壟斷的做法就是阻止潛在的競爭者研發出提高生產率、降低邊際成本和產品售價的創新。然而，薩默斯和德朗總結道，在新經濟中，壟斷也許是能夠維持經濟運轉的唯一方式。兩位經濟學家出奇地坦誠，承認“解開這一系列復雜問題的正確思路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競爭模式不是完全合適的……可我們仍不清楚什么模式才是正確的。”
　　薩默斯和德朗陷入了絕望的理論困境。雖然經濟學家和創業者從不希望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毀滅（他們其實希望資本主義永居高位），但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行邏輯的審視表明，零邊際成本模式的到來是大勢所趨。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終極勝利，是推廣社會福利的最佳狀態。然而，勝利的一刻也成為資本主義淡出世界舞臺的開端。雖然資本主義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很顯然在我們離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越來越近時，資本主義從前的威風正漸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資源將變得過剩，而不是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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