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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1 作者:萬磊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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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務院法制辦召開專家研討會，聽取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的意見。據說，新條例將增加“先補償再拆遷、房主如對拆遷有異議可提起訴訟”等條款。
討論拆遷，一種常見的意見是將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做區分對待，加之于被拆遷者身上的補償標準也不一樣。地方政府扮演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角色似乎占據了道德制高點，要求被拆遷者為公共利益犧牲個體利益成了一種操作習慣，而低成本拆遷背后的差價利益歸于誰屬則無人爭議。這不僅有悖于公共財政的透明原則，也與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并不相配。因為抽象的公共利益其實并不存在，其實質上是對應于個體利益的集合。原有的拆遷程序，無論是出于公共利益還是商業利益的考慮，只要補償價格低于當期市價，無論拆遷差價流入土地財政還是開發商的口袋，則被拆遷者的利益所承受的利益損害可算作公共利益受損的一個微觀表征。
從私有產權保護的角度，產權交易必須符合自愿和公正原則。無論是地方政府出于公共利益還是開發商出于商業利益，都必須在此原則上對被拆遷者給與合理利益補償。在這點上，公共利益并不比商業利益優越多少，它們是對等的。人為區分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追求在法律上對兩者區別對待，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公平原則。對被拆遷者而言，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是等價的，區別在于前者擁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權力。正因為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之間的界定差異在當前形勢下擁有補償成本的巨大差異，于是演化出了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合流甚至尋租的空間。對開發商而言，通過種種途徑將所操作的地產往公共利益靠攏，尋求開發成本的降低是必然的商業行為，地方政府手上的界定權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種降低成本的工具。而地方政府也需要降低賠償額度以尋求更多的土地財政額度。
正因為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的不同界定之間存在巨大成本差異，才使得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有理由站在同一陣線。解決這一困局的方法之一是抹平公共利益界定和商業利益界定在拆遷補償上的差異，地方政府失去了降低開發商拆遷成本的權力，同時壓縮了增減土地財政的空間，自然會退出這場拆遷的三方博弈，最終留下開發商與被拆遷者之間進行雙向談判。在這個階段，市價補償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補償就成為一個必需環節。部分“拆遷富翁”的存在，只是其所在方位恰好處于高房價區域的結果，并不值得作為被拆遷者漫天要價的佐證。它應當作為一個非典型的孤案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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