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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印發了《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央紀委副書記夏贊忠表示，權錢交易的違紀違法案件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特點，違紀違法者的手法不斷翻新，形式變化多樣，更具隱蔽性。由“公開”轉為“私下”、由“直接”變為“間接”、由“現貨”變為“期權”等。（《中國青年報》6月14日）
隱蔽性的腐敗也是腐敗，這在觀念上很容易被接受和認識，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貫徹的，特別是當前強調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更是被人有意無意地“念歪了經”，將本應屬于從嚴處理的腐敗犯罪，也作為從寬處理的范圍。甭說隱蔽性的腐敗了，就是直接的腐敗也會找個理由開脫，什么“個人勞務收入”，什么“人情往來”，什么“沒有謀利情節”等等，一概成為了不認定犯罪的理由。所以，筆者期望，要將嚴懲權錢交易的政治決心，轉化為具體的司法實踐，才能確保反腐敗工作的順利開展。
法學家格雷所言“法律就是法官所宣布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定的意義。人們不僅僅看法律是如何規定的，更看法官是如何判的。當前，一些地區法院判決的腐敗案件，絕大多數是5萬元，甚至10萬元以上的大案要案，查辦大案要案固然鼓舞人心，但細心之人也會嘀咕：小案都到哪兒去了？刑法中所規定的5000元到5萬元的案件，都到哪兒去了？法官只關注大案的現實，無疑會給人錯覺，讓一些人認為不犯大案只犯小案危險不大。人們在抽象聽到對于腐敗從嚴處理的宣傳時，得到的卻是小案不辦的從寬處理現實。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于“犯罪所得”的定義非常簡單：“通過實施犯罪而直接或間接產生或者獲得的任何財產”，而在我國就復雜了，首先要區分“財產”與“財物”，其次要區分“直接”與“間接”，“現實的”與“虛擬的”，“物權的”與“債權的”，最后還要分是否有“謀利”等等，圍繞這一切產生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還有一系列的會議紀要等等，復雜得令人頭暈。可現實操作的結果，有時卻將“犯罪所得”變成了“非犯罪所得”，一個貪官可能有幾千萬元的來路不明收入，而最終被認定的“犯罪所得”可能只有幾百萬元甚至更少。
其實，簡單的法律往往是最好的法律，比如一句“俸祿之外皆非法”就強過千言萬語，再比如反腐敗公約中的“‘財產’系指各種資產，不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動產還是不動產、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以及證明對這種資產的產權或者權益的法律文件或者文書″，就強過了將財產細分為若干情形而區別對待。
因此，我希望將嚴懲“權錢交易”的決心落實到司法實踐中，首先修改與反腐敗公約要求不相符的刑事法律，使其能夠與國際接軌，更有效地打擊腐敗；同時，在司法中堅決防止那些以內部規定，會議紀要等司法神秘主義的東西，來影響反腐敗的做法；最后呼吁兩高通過司法解釋，體現對反腐敗從嚴的決心，清理那些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誤讀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