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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國家環保總局推出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環境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對包括6家污水處理廠在內的38家重污染企業實行“掛牌督辦”的治污新政時對媒體表示：“流域限批”已是最后一招，再狠一些的行政手段已經沒有了。他認為中國的環境問題需要新的思路，就是融合行政手段、市場力量和公民參與的綜合手段，但就如何保障公眾在重大環境事務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而言，他認為“這是未來幾年中的重大主題。”(2007年07月04日《新聞晨報》)
筆者贊同潘岳副局長關于解決環境問題需要新思路的觀點，但是，為什么讓公眾參與只是“未來”的主題，而不是當下的主題呢？以筆者之見，與其用靠行政手段來塑造政府環保部門孤軍奮戰的悲劇英雄形象，不如現在就把依靠公眾作為保護環境、治理污染、節能減排的治本之策。
正如潘岳所指出的那樣，“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者，(保護)環境對于他們來說不是高尚的理念和話語，而直接關系到他們的財產安全、健康和子孫后代(的生存)，他們最有動力、最公正也最有效率去監督各相關部門和企業是否履行了環境義務。”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讓“最有動力”的“最大的利益相關者”去“最公正”、“最有效率”地去發揮最大作用呢？
也正如潘岳所指出，保護環境、治理污染需要修改《環保法》，授予環保執法部門更加嚴厲的執法權，而且要把環境指標納入官員考核制度，“把‘官’的問題解決了，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但是，無論多么嚴厲的環保執法權、無論多么嚴格的官員考核，也都必須以公眾的支持和參與為前提，沒有公眾的積極而有序的參與，想要真正解決“官”的問題恐怕也是很難的。
事實上，雖然普遍存在著企業非法排污“一查就關、一走就開”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說政府環保部門缺乏更加嚴厲的執法權等，但或許公眾的監督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才是要害所在。試想，如果能夠把污染企業周邊的公眾動員起來，讓他們像防賊一樣地盯著那些企業的排污口，它們的污染行為不就可以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嗎？而現實似乎是剛好相反，公眾參與環保治污的訴求不僅缺乏足夠的管道和出口，而且常常是無人理睬。據國家環保總局新聞官譚莉娟介紹，環保總局檢查組在安徽蚌埠檢查入淮口污染狀況時，當地村民見到檢查組竟紛紛下跪，請求督促地方政府切實解決問題。村民跪求治污，不僅僅凸顯了當地村民監督權被漠視的嚴重程度，也體現了當地村民的生存權被漠視的嚴重程度。
毫無疑問，公眾參與環保治污不僅可能，而且必要。據潘岳副局長2006年12月12日在第一次全國環境政策法制工作會議上發言中提供的數字，2005年全國就污染問題上訪投訴達40多萬起，而且此類十分投訴每年以30%的速度遞增。這一數字不僅反映了污染的嚴重性及其帶來的社會矛盾的尖銳性，更反映了公眾參與環保治污的強烈要求和積極性。如果能夠充分尊重公眾的參與環保治污的權利，積極利用和整合公眾參與環保治污的積極性、智慧和力量，不僅政府環保部門會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支持，國家環保治污、節能減排或許也會有用不完的招。比如說，居民提起環境訴訟能否也像貪官案一樣實行異地審判，然后依法“從重從快”加以判決并執行，以此來鼓勵和支持廣大居民提起環境訴訟？再比如說，前些年有關部門曾規定，凡舉報一條盜版碟生產線可獎30萬元，結果盜版碟生產線很快就無處藏身了。那么，如果國家也出臺類似政策，讓被舉報的污染企業支付高額罰金，最高也給30萬元，會不會也有相應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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