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建行是否“賤賣”的爭論，一個多月來甚囂塵上，令人莫衷一是。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今年5月27日，建行發布公告稱，美洲銀行將行使認購期權，向中央匯金公司購入60億股H股，交易價格為2.42港幣；6月18日，建行H股收在6.48港元，比美銀行權價2.42港幣高出了2.68倍，美銀半月內獲得賬面收益243.6億港幣。有人據此推算，如果美銀增持至19.9%，那么賬面贏利將達到1100億元以上。
以財經評論員葉檀為首的“賤賣論”者認為，建行賤賣是板上釘釘的事，賤賣的原因是缺少話語權進而缺少定價權。這都源于銀行當初對引入外資進行戰略性改革過于樂觀，對上市之后中國經濟與金融業的發展能力也估計不足。有關方面希望廉價出售股份，好借外船出海，但低價出售母公司股份，很難說是筆公平的買賣。美銀得大利，建行說自己同樣獲利，代表財政持股的匯金也獲得了不菲的收益，那么誰受損了呢？當然是全體納稅人。
以巴曙松為代表的“非賤賣論”者認為，評估任何一個歷史事件，均不能離開當時決策的歷史背景，需要在掌握和還原當時情景的基礎上才能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談及是否“賤賣”時，如果總拿事后股票上市的價格來比照，這種方法并不科學。實際的情況是，當時的境內外投資者普遍不看好國內銀行業的狀況，各家銀行在引資的談判過程中完全可以用“艱難”二字來形容。另外，在銀行股權轉讓時，溢價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參考標準，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征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
依筆者看，若拿股權轉讓價格與上市價格比較的話，不光是建行賤賣了，之前幾乎所有引進戰略投資者的銀行全都賤賣了。2006年，美國高盛集團、德國安聯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入股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工行10%的股份，收購價格每股1.16元。翌年，股票價格漲到6.77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2460億元人民幣，不到一年投資收益9.3倍。類似的情況，中國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等都或多或少出現過。
應該看到，境外投資者雖然得到了高回報，但人家畢竟也承擔了高風險，二者并行本就是市場的要義之一。再說，戰略投資者也確實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風險抵御手段，使我們銀行的管理能力得到增強，各種諸如經濟資本約束、風險收益分析、信用卡評分模型、信用卡反欺詐偵測系統等先進手段陸續出現在各銀行中，提高了我們的業務處理和應變能力。最主要的是，通過引進，一種“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空前高漲，由較為充分的競爭所帶來的行為和觀念的巨大變化，給廣大群眾帶來了實惠——當然，做得還遠遠不夠。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要奮斗就會有犧牲”。“賤賣”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種代價。如果我們的銀行業不對外開放，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存，總在一種無憂無慮、得過且過的心態中成長，總是近親繁殖、井蛙自欺、夜郎自大，那是非常危險的。
說到代價，其實外資在我們銀行中持股20%的上限還是不夠的。以這20%的吸引力，尚不足以充分調動外資的先進生產力，不足以讓其為自己的異鄉事業傾囊而動。在外資持股比例上，英國政府在電信業中的一股“黃金股”就很值得我們借鑒。
總之，我們不妨把“賤賣”當做一味苦藥，雖難吃，但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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