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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一向是兩會上的明星人物。他說話直，常有“經典語錄”。2月14日，盧光霖又拋出了一個有點“燙”的觀點: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資標準了，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2月15日《新快報》)
應該說，“取消最低工資標準”是舊事重提——張五常等人早就討論過；更與前幾日被熱議的“暫停員工帶薪休假”觀點一脈相承——危機當前，各種實用主義的抬頭，是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這些建議都是以漠視相關法律法規、無視勞動者基本權利為施行代價，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代價的付出，是不是太大了呢？
而且，試圖用這些不靠譜的舉措達到減輕企業負擔、擴大就業的目的，都難免一廂情愿。簡單的疑問是，“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后，那些付不起最低工資的企業，它們有足夠的善心和能力不減薪裁員，或者是開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提供給勞動者嗎？如果這些建議被采納，最可能的結果是，在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員工們帶薪休假的權利被徹底剝奪，企業更會無底線地壓低員工們的最低工資；更可怕的后果是，各種法律法規保障下的公民基本權利，即便是在被戕害后，也無從訴求。如此后果，恐怕是這些建言者們始料未及的吧。
不錯，在經濟繁榮時期，《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框架下的各種公民權利，也沒有被完全賦予；危機當前，員工們休假權也多被名存實亡地剝奪，最低工資標準亦未能被大范圍地執行——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法律法規的擱淺，公民權利的被剝奪，應該引起相關方面足夠的關注，用完善配套措施、加強施行力度等方式，確保法律法規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落到實處才對。但反觀現實，盧光霖提出的“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唱的卻是旗幟鮮明的反調。在此我們不禁要問:身為企業家的盧光霖，作為人大代表提出這一建言時，屁股究竟坐在哪一邊？
危機當前，就業形勢的嚴峻，相信很多人都有體會。2000萬失業返鄉農民工之外，今年更有新增的610萬大學生與往年未能就業的150萬大學生疊加……在這種大背景下，上下一心開動腦筋保就業，成為當務之急。比如日前北京擬購買社會工作者崗位保障大學生就業；比如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出通知，提出從今年起，用3年時間組織100萬未就業畢業生參加見習，如此等等，都值得激賞和褒揚。
對比之下不難發現，同是打著開動腦筋保就業的旗號，建議“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屬“炒剩飯”、毫無創新之外，更有“站錯隊”的嫌疑——如果說完善法律法規、保障公民權利，是“大任務”需要從長計議的話，那么，作為為公共利益建言的人大代表，提出建言時廣聽民意，始終站在民生一邊，是應時刻謹記的底線。以此判斷，說建議“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盧光霖站錯隊，應不算冤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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