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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地鐵原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在出席廣東兩會后表示，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但一些法規使中小企業壓力很大，建議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稱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新快報》2月15日）
盧光霖曾因“地鐵家屬免票是為反恐”而一語成名。此次，他又大放“雷”詞，把自己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讀報時我發現，許多媒體的評論文章或讀者來信，都把批駁甚至譴責的矛頭對準盧光霖，一些評論的火藥味很濃，時不時就有“強勢”、“弱勢”、集團利益以及窮人的話語權等關鍵詞蹦出來。
其實在我看來，兩會上的發言再激烈、火藥味再濃，都很正常，也實在應該成為一種常態。道理很簡單，話不說不明，理不辯不透。何況，代表委員也好，普羅大眾也罷，參與熱門社會話題的討論或PK，都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而且前者更是履行一種法定職責——即便某個代表委員的發言，明顯帶有為某個集團利益代言的色彩，那也無妨。
問題是，當強勢的盧氏們能瀟灑自如地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大放“雷”詞，另一個相對方——弱勢群體的代言者，此時此刻又在干嗎？他們為什么不能像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鼓勵和倡導的那樣，為民請命，敢于搶話筒，敢于把群眾心聲大聲說出來呢？我們知道，去年曾經從農民工群體中，選舉產生了3名全國人大代表，其中廣東就有一位與總理直接對話而成為明星代表的胡小燕。難道明星代表在人大會議上發言，參政議政也有啥顧慮嗎？誰又會限制她發言呢？
筆者無緣參加地方兩會，但從去年關于胡小燕遭遇的窘境（每天要接上千個農民工求助電話，只能被迫關機）的報道中，從她透過媒體所作的“我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個普通的打工妹！”這番對農民工質疑的回應中，多少能夠一窺胡小燕作為農民工代表的諸多難言苦衷。
比如，盡管從成為全國人大代表那一刻起，她就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妹了，可她該干的活兒還得干，她以代表身份履行職務產生的電話費還得自己掏。《代表法》中明確規定的“代表應當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至今仍然停留在無法操作的層面。所有這些，都讓弱勢群體的意見無法得到真正表達，其權利也就不能得到伸張。
于是，我們就可能見到這樣一種嚴重失衡的場面：來自政府、企業，作為強勢群體利益的代言者們，每每神采奕奕，大放“雷”詞；而作為弱勢群體代言人的胡小燕們，偏安會場一隅，僅僅以“符號”的象征性意義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