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鋁增持力拓股份等巨額交易受阻，在全社會激起了要求政府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服務和支持的呼聲。
其實，至少從1990年代起，政府就開始致力于不斷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促進措施了，從放松相關外匯管制，到在海外設立50個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并對中標企業提供數十億元無息貸款，再到近期編寫企業海外投資指導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假如說此前對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我們工作的重心應當是激發他們的投資熱情的話，那么，時至今日，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物血氣”已經充分激發，我們已無需擔心企業過分謹小慎微而貽誤海外擴張之良機，而應越來越多地關注過度激進和考慮不周的海外投資所可能帶來的風險。這種風險不僅有可能令企業在未來轟然倒地，而且有可能貽禍于國家。
因此，我們需要開始更多強調遏制企業非理性的盲目投資沖動。有鑒于中鋁增持力拓股份交易失敗等案例，在防范海外直接投資的風險方面，我們需踐行以下基本原則：
——以企業自救措施為主，政府保證機制為輔。其實，早在殖民主義盛行的年代，盡管許多帝國主義思想濃郁的西方政客公然鼓吹實施“炮艦政策”，為本國公民的海外經營撐腰，但統治集團內也不乏明智之士意識到了這一點，將大英帝國推向鼎盛的英國首相迪斯雷利（1804-1881）就因此主張英帝國政府應盡力避免為私人部門的海外債權提供擔保。與此同時，企業過度依賴政府出面事前防范風險、事后化解危機，必然缺乏應對復雜環境的生存能力。
——事前安排為主，事后措施為輔。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國在完善跨國經營政治性風險應對體系時，最重要的是通過事前的主動安排，來降低遭遇政治性風險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風險之后，通過施加補償、幫助企業索賠之類事后措施來化解。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國應對跨國經營政治性風險的成本。
根據以上原則，企業自身也需要開展多方面努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以下幾點：
——采取正確的跨國經營策略，從源頭上降低政治性風險的發生概率。如在海外戰略性資源（如石油天然氣）開發行業，中國企業參與之前，首先要確定參與形式，面臨股權安排和非股權安排兩種策略的選擇。在股權安排中，又有直接投資和迂回投資（即通過自己持股的第三國公司到東道國投資）之分，股權比例也有全資、合資兩種。一般說來，在法制相對完備、社會安定、與我國無重大政治沖突的發達國家，可以選擇股權安排，以便最大限度地獲利。法制越完備、與我國政治沖突越少，就越應該采取直接投資形式，只要企業財力足以支持，股權比例也越高越好。相反，在法制不完備、社會不安定或與我國存在潛在重大政治沖突的國家，我國企業應優先選擇非股權安排。東道國法制越不完備、社會越不安定、與我國潛在政治摩擦越多，我國企業越應當采取非股權安排或迂回投資方式，持股比例也越低越好。
——加快組織海外華人商會，借助集體力量增強海外華商抵御政治性風險的能力。
——擴大與貿易伙伴國的交流，改善華商在海外的環境。改善華商在海外的政治和輿論環境，歸根結底就是要在東道國國內尋找反保護主義同盟軍，這些人包括東道國進口商及其團體、東道國當地雇員、信奉自由貿易的學術界和輿論界機構與人士，以及有關政界人士。在這個過程中，特別重要的是與政界、商界、學術界和輿論界精英人士的交流，因為他們對東道國社會輿論能夠發揮強大的引導作用，能防止東道國通過對華商和中國商品不利的不公正法規和做法。這種交流不僅要包括與當前的精英交流，也應包括與未來的精英交流。
為此，我們需要有秩序、有意識地面向我國進行跨國經營的重點國家和地區，進一步擴大招收海外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作者系商務部學者，本文僅代表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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