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侵權法文明史發達的國家，在治理酒后駕車方面就越顯著。侵權法給每個人賦予了照顧他人的義務，違反此義務，有可能產生民事和刑事責任。
據公安部交管局的消息說，全國查處酒后駕駛專項行動一周，共查處醉酒駕駛違法行為兩千多起。鑒于“專項行動”的震懾作用，一部分酒駕行為人可能臨時“自律”，所以，中國公路上酒后駕駛的真實數據應遠高于專項行動中查獲的數字。即使如此，在專項行動期間，依然頻傳交通惡性事件，如8月20日晚在廈門鷺江賓館附近斑馬線上發生了一起警車肇事事故，警方證實，酒后駕駛警車撞死一人、撞傷一人的非警務人員范某負全部責任，行人不負責任。
酒后駕車，英美叫DWI，指在酒醉狀況下行車，而日本則具體立有兩項：“醉酒駕馭”和“有酒味駕馭”，其名之立，較之我們的“酒后”更科學些。
至于如何確立法定的“酒醉狀況”和“有酒味”，很多國外做法相似，以測量呼吸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為準，但以何種含量為門檻，各國均有不同規定，如瑞典為
0.02%，日本為0.05%，德國0.03%，美國0.08%，而我國則是0.2%，寬松程度是日本的4倍、瑞典的10倍，美國的近3倍。有的國家甚至
“酒精零容忍”，如巴西。
酒后駕車之危險性顯而易見。因駕車人員處于一定程度的酒醉狀態而對神經生理反應系統造成負影響，其判斷力、應急處理能力、反應速度都處于不正常狀態，極易發生事故。鑒于此，國外有的把“酒后駕車”直接就列入刑事犯罪的規制范疇，如西班牙；有的直接把酒后駕車致人死亡上升為“故意殺人犯罪”，如美國。有的國家，對酒后駕車的刑事責任有逐漸加重的趨勢，如日本，2001年以前酒后駕車致人死亡者的最高刑期是15
年，2005年修改為20年。社會危害性與刑罰“相稱性”原則，普遍在立法和判例中得到體現。也就是說，假如“危害性”與法律所規定的刑責不相稱，法律就起不到應有的法律功能。
除在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國外有些國家考慮到貧富不均的客觀現實，考慮到有車者與受害者多為富者與貧者的客觀存在，法律在交通事故產生的行政罰款或民事賠償責任上，有意加重富人責任。如芬蘭，既“一視同仁”又“貧富有別”，交通違章罰款額依據個人收入確定，諾基亞副總裁一次超速行車，就收到11萬歐元罰款單。
通過比較發現，越是侵權法文明史發達的國家，在治理酒后駕車方面就越顯著。侵權法給每個人設定了照顧他人的義務，違反此義務，有可能產生民事和刑事責任。在美國，上世紀初時曾有個判例，一位孕婦路經一處交通肇事現場，因看到慘烈的事故而受驚嚇流產，法庭判交通肇事者負民事賠償責任。當駕車者“照顧義務”擴張到每一個人時，他就會更小心，更謹慎。
治理酒后駕車，國際上通常采用“教育、工程、執法和急救”的4E策略并行，如德國，建立有從中小學到準駕駛員的“事前教育”機制，有的國家則把酒后駕車行為與個人信譽體系聯系起來，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人”社會評價體系，這在西歐和澳洲比較普遍。
總之，治理酒后駕車光靠一時“專項斗爭”肯定不行，從生命教育起步，從侵權法中照顧義務起步，并鋪以嚴厲的法律處罰，還應有長期不懈的社會努力。這是國際社會的經驗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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