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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不振根源在于初次分配
●高投資必然高儲蓄和低消費
●改變分配格局需要經濟轉型
●提高國民收入勞動報酬比重
中國為什么消費不振？長期以來，流行的看法是，因為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體系嚴重缺陷，因此社會沒有建立一張安全的網，從而約束了家庭的消費欲望。
從這個角度開出的藥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領域，如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并簡化稅率檔次；需要改善稅收體系，增加對高收入群體課稅；當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的分紅比例，通過將壟斷部門的企業儲蓄直接轉化為公共服務投入，實際上相當于間接增加了家庭部門的收入，等等。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于二次分配的改良，依然未能找到中國經濟“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癥結。
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難以調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包括資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勞動所得等三個部分。在當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較強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稅收比的高比重；而當前企業的高利潤是源于很多企業的壟斷利潤。若企業的增長不是以就業最大化為目標，則會出現就業的相對不足，工資收入的增長不足，勞動收入占比根本沒法調高。
高投資必然導致高儲蓄和低消費。因為投資的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資本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的話，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推高政府和企業的儲蓄，于是，家庭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投資形成的產能，就只能賣到國外去，變成順差。投資的經濟必然走向出口的經濟。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由2001年的174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如此下去，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掉了，這個循環就會告急。
寄望進一步加大投資，消化已經不能為出口吸收掉的儲蓄，強行要重續這個循環，那么由投資而來的下一期新增的儲蓄怎么辦？不是意味著我們未來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資來吸收嗎？這樣走下去，中國的儲蓄率還會越來越高，而消費率還會越來越低。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使中國實現消費轉型的關鍵在于初次分配，要改變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扭轉這一趨勢只能靠經濟模式的徹底轉型。未來如果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打破金融壟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延伸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從本質上講，中小企業就是做就業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觀上個體的效率決策，卻可以創造出一個宏觀上更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分配結構。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終就形成了中產階層的橄欖形社會結構，中產階層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市場，如果再加上社會保障和中國的城市化提速，這個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環才能持久。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