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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的風險管理
（摘自美國政治漫畫網） |
瑞銀(UBS)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納斯1月15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章稱，未來幾年公共部門的去杠桿化將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違約風險非常突出。作者舉出了五大理由并提出了一些建議。以下是評論文章原文：
主權債務的穩定性問題成了高懸在債券市場、經濟前景和金融穩定性頭上的一把利劍。
2007年以來，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政府赤字已經上升了GDP的7%，達到略超8%的水平，而剔除或有負債之外的債務負擔已經上升了GDP的25%左右，達到GDP的100%以上。
債務增幅最大的國家是冰島、愛爾蘭、美國、日本、英國和西班牙。當前的速度和債務積累的規模都是以前和平時期所未見的，我們很難判定社會對高額債務和長期財政緊縮的忍耐限度。在幾個歐盟國家，門檻已經被打破了。因此，主權債務違約的危險已經回到了富裕世界當中。
違約并不一定意味著徹底賴賬。它可能意味著某種類型的利息延期支付，或者貸款條款的修訂等。富裕國家被認為是不會陷入這種地步的，但在極端情況下則不然。1934年，美國取消了政府和私人合約中的黃金(1138.00，-2.00，-0.18%)條款；1971年，它干脆徹底廢除了金本位。
違約還可能通過以下幾種方式發生：通脹、貨幣貶值、強行資本管制，以及強加某些特殊稅種使得私人合約失效。從這個角度去看，一些東歐和西歐國家可能已經在技術上面臨違約風險了。
就目前來講，從主權債券和信用違約掉期利率的息差還看不出違約危機即將到來的明確跡象。日本的公共債務已經超過了GDP的200%，但其政府還能夠以1.4%的利率獲得10年期貸款；而澳大利亞的政府債務只占GDP的25%，但其支付的利率超過5.5%。其他債務比率高低不一的富裕國家全部支付大約3.5-4%的利息。然而，這種現狀是不可持續的。
如果大家協同進行財政緊縮，可能會觸發新一輪衰退；但不這么做，又會導致更大的違約風險。已經進入老齡社會第三個10年的日本可能比較脆弱，而一些歐元區國家盡管免于匯率動蕩，但也有可能陷入嚴重通縮并危及單一貨幣體制的完整性。
英國依然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債務管理方案，而美國不能把投資者的良好意愿視為理所當然。未來幾年公共部門的去杠桿化將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因此，違約風險非常突出。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主權債務服務成本將要大幅飆升，使環境保護和一些社會服務等項目的成本相形見絀。而且，與過去成功的財政調整不同，現在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通過降息來減輕負擔。相反，利率也許只能往上升了。
第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結構性赤字已經翻了三倍，其中大約四分之一是由于稅收下降，而某些稅收的下降可能是永久性的，比如與金融服務和房地產相關的稅收。
第三，疲軟的經濟增長不利于實施有效的財政調整，同時，目前的經濟復蘇也明顯表現出彈簧一樣的特征。
第四，金融危機和衰退是公共財政出現混亂的直接的周期性原因，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與人口老齡化相關的公共支出的結構性成本，這一支出已經開始無情地攀升。
第五，資本的快速流動讓債務管理變得更為復雜。信用評級機構已經迅速對幾個主權國家調降了評級和發表了看法。它們的行為之所以重要，在于大部分中央銀行和一些主權財富基金不能持有評級低于AA的證券。大部分“只能做多”的資產經理人也面臨這樣的限制。
面臨債務問題的政府應該制定出穩定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的切實可信的細節，處理好人口問題和新的增長動力之間的關系。向鋪張浪費開戰、劫富濟貧和其他口號將不再管用。他們應該提高領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齡、解決公共部門養老金安排的問題、為提高勞動力參與度開辟一條大路、改變人們的退休模式。他們應該結束1945年以后中產階級、房屋業主和企業在稅收上享有的特權，為就業導向、增長導向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綠色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創新和教育。當違約風險一觸即發的時候，高效的政治領導和想像力將變得至關重要。否則，債券收益率一定會暴漲，而且可能無法阻止傳染源擴散，導致最終只能訴諸資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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