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轟轟烈烈的中鋁注資力拓案已戛然而止，這樁被譽為中國“世紀大收購”的力拓注資案流產。
觀察中鋁注資力拓案從提出到被拋棄的全過程，很容易讓國人產生一種感覺：中鋁其實是被力拓“給耍了”。在今年2月份注資案被提出時，正是力拓管理層和股東們最焦頭爛額的時候——受金融危機影響，資源價格跌至谷底，力拓收入大減、股價跳水，同時還有近200億美元的債務陸續到期需要償還，籌資壓力巨大。此時準備抄底海外資源的中鋁伸出了援助之手，雙方一拍即合。而到今天，力拓股價早已漲了7成，近期鐵礦石和有色金屬的價格不斷上漲，給力拓股東們做出拋棄中鋁、選擇配股融資以及同必和必拓合作的決定以最大的底氣。而反觀中鋁，忙前忙后研究交易條款、安排融資渠道，到最后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僅換來1.95億美元的“分手費”，還要有相當部分須付給投行等中間商。
正如我們此前所指出的，這樁交易失敗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只不過，力拓股東們的拒絕為交易案失敗穿上了商業化的外衣。從澳大利亞方面來說，雖然澳大利亞政府愿意看到中國資本進入澳大利亞以支持經濟增長，但他更要面對國會和民眾不斷膨脹的“中國威脅論”的情緒。也就是說，即使力拓股東不拒絕中鋁的注資，澳大利亞政府也很有可能會迫于民意而找一個堂皇的理由來拒絕這個并購案。
而對中國來說，這樁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外投資案的失敗，可謂是教訓多多。近幾年，許多發達國家外資并購中的限制機制強化了，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也被美國國會給否了，此前迪拜的DP
World收購英國鐵行公司也因為牽涉美國的港口，遇到了美國的強烈政治阻礙。這類重大收購，從來都是經濟與政治的混合物。中鋁在收購上，顯然是低估了政治干預的影響力，沒有汲取中海油的教訓。因而，并不是對中國此前限制匯源并購等引發的報復，而是本來就有潛規則的國際游戲。而中國企業則因為沒有汲取教訓，兩次都摔了大跤。
交易過程的一些設計和動作方面，也無不體現出中國官方和國有企業對海外并購所面臨政策阻力的漫不經心和處置失當。中鋁作為并購的主體，其國有背景的敏感身份已不用多提。在此交易案提出后，五礦、華菱等企業也在短期內密集公布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并購案，一時間這樣的并購案風起云涌，這迅速加劇了澳大利亞國會和民眾的恐懼。顯然，國企走出去時機協調得欠考慮。在交易案2月份提出沒過幾天，中鋁總經理肖亞慶即被提升為國務院副秘書長，這個決定仿佛也在給澳大利亞的議員們專門提供口實：看，中國的國企和政府其實是一家人！這進一步增加了澳洲輿論對中鋁官方背景的敏感和恐懼。中鋁并購款的融資主要由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主導，而且國開行還廣泛參與“貸款換石油”、“銀政合作”等政府背景濃厚的行動中。本來，市場化的并購交易應以市場化運行的商業銀行來提供融資方案為妥，但中方卻沒有意識到要規避這些。
某些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已習慣了國內市場上“一切資源為我所用”，政府的監管和企業的市場化經營不需要明確區分，就可以“橫行”石油、電信、航空等諸多領域。一旦走出國門，在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大氣氛下，這些顯然無法成為與歐美經濟體打交道的行為準則。尤其在那些自認為在奉行市場經濟的安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中，這些行為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印證民眾和議員們的憂慮：那個交易案背后站著中國政府的巨大身影。
資源領域“走出去”的主體都是國內的壟斷國有企業，在中國對海外資源需求不斷膨脹的大趨勢下，今后類似于中海油并購尤尼科和本次交易案失敗的案例會越來越多。“觀人之失易，見己之失難”，這次交易的失敗應當促使政府和國企領導們意識到“走出去”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并深化自身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同時，也應加大力度培育民營企業的發展，并通過優惠政策來支持他們走出去。否則，中國的資源并購就只能局限于非洲、中亞以及委內瑞拉這樣的經濟體，卻始終要徘徊在成熟經濟體的資源大門之外。
（作者為安邦咨詢公司分析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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