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11日表示，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他說：“房價是被需求拉升起來的，如果房子沒人買，價格肯定上不去。”
（7月12日鳳凰網）
樓市需求決定價格走向，這是市場規律。我認為，茅于軾先生的這番房價炒高都是百姓有錢惹的禍的“高論”過于淺薄，應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悖論。
首先，我國的確有部分老百姓太有錢，但有錢的老百姓占多少呢？我們不妨看一組權威數字：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稱，中國0.4%的家庭占有、支配、掌管70%的國民財富。另有權威資料顯示，目前銀行里城鄉居民儲蓄的80%被20%的人擁有，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217885億元，依次推斷，20%的富人中人均不足6萬元，至于那80%的老百姓人均擁有存款數則更不值得一提。看看這些存款數字，請問茅于軾先生到底有多少老百姓太有錢？
其次，當前我國城市房價與居民收入比約是１３倍，城市市民中至少７０％沒有購買新商品房的能力。現在老百姓購房，不是太有錢，而是“打腫臉充胖子”依靠銀行按揭貸款當“房奴”。很顯然，茅于軾先生斷言“老百姓太有錢”，這是對國情民情的誤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茅于軾認為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太有錢，這是個悖謬認識。“讓居者有其屋”，并不意味人人擁有自有住宅。在美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香港地區，他們的城市居民收入絕對不是我們所能企及攀比的，但是，人家老百姓太有錢為何沒有炒高房價？個中道理很簡單，這是因為多年來，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把實施廉租房制度當作社會“首席穩壓器”，即由政府負責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并以此作為抑制房價上漲的重要杠桿。比如，在法國，所有市鎮必須保證20%以上的住房是廉租房；在新加坡，全國８７％的居民入住政府提供的公共租屋；在日本，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約占住房總量的１３％；在香港地區，有大約三分之一人口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里，六分之一的人從政府手里購買住房（相當于內地的經濟適用房），總體上看，約一半人在政府的資助下解決了住房問題。所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百姓根本無須為市場房價高低而心憂，進而形成民怨。
但在我國，多年來，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覆蓋率仍很低。因為地方政府似乎更愿意通過招拍掛等方式拍賣土地，以取得大把的土地出讓金充實財政收入。政府所規劃建設的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不是數量過少，價格較高，就是位置偏僻，甚至最終蓋成別墅群或者機關樓。所以，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僅是開發商心黑，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也過于貪婪，視民困而不顧與民爭利造成的。
顯然，對于房價炒高問題，茅于軾先生只看到了問題的“皮子”，而沒有看到其“里子”，其觀點難以為社會公眾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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