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財政收入的結構性問題日趨突出。財政部近日發布數據顯示，6月份財政收入增速一改此前大幅下降的狀況，轉而同比大增19.6%（據昨日《新京報》報道）。而從月度財政收入的結構看，高增長的背后是很多一次性收入的因素，財政收入持續增長的基礎尚不牢固。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中主體稅種收入下滑嚴重，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非稅收入增速過快，而后者也正是促成6月份財政收入大增的最主要因素。在當月財政收入總額中，盡管已經有了燃油稅與煙草加稅的助推作用，但是稅收收入仍然同比下降6%；而非稅收入則大幅飆升31.4%。類似的情況在今年5月份已經出現過，當月財政收入增速首次“由負轉正”，其中主要因素就是由于非稅收入同比大增130%。
非稅收入在我國主要表現為預算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基金、集資和各種攤派等。由于長期以來沒有正式納入預算體系，非稅收入游離于財政監督的體制之外，并往往被演變為部門的“小金庫”。
在硬性攤派、強制征收等不規范操作下，非稅收入的迅猛增長加重了許多實體企業的經營負擔，弱化了經濟微觀主體的活力。而且，政府部門非稅收入的多寡往往與財政分配和管理水平無關，卻與壟斷優勢和收費能力關系密切，一些部門之間因此而形成的收費攀比之風。由此，非稅收入幾近與行政部門的“灰色收入”相若，也正因此納稅人對之的抵觸心理強烈。
然而，同樣是非稅收入，美國的納稅人卻樂于接受這種公共繳款形式。在他們看來，稅收是一種強制性的支出，政府由此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不具備針對性；而非稅收入的收費則會讓交納者通過選擇性支出，切實享受到相應的公共產品回報。
當然，將非稅收入打造成民眾所樂見的收費品種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其中，收費品種設立的公開意見征詢、收費標準透明有據、使用方向受預算內監管等要素讓非稅收入具備了有償性和非強制性，易于被民眾接受。相形之下，我國非稅收入是行政力量強制推動的色彩更濃，而且費用征收后往往難以做到“用之于民”，甚至與公共服務毫不相干。
除了流程與監管方面的不規范之外，地方政府“創收”的沖動或許才是非稅收入快速增長的根源。近期，“地王”頻現、地價高漲，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也水漲船高，進而推高了非稅收入規模。追根溯源，在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非稅收入超常增長的跡象日趨明顯。
歷次財政改革，地方政府以較少的財政收入承擔更大的責任，諸如基礎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等需要中央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產品，已逐漸成為地方政府的重擔。按照政府經濟學的理論，地方政府也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實體，他們承擔著維護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符合政績考核要求的雙重職能。而土地出讓等非稅收入自然就成了地方政府的首選，由此直接推高了前者的比例與規模。
民眾在費用征收中的集體“失聲”，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創收”沖動，讓非稅收入偏離了其本色，甚至成為了部分政府部門解決財政缺口的主渠道。失去納稅體制監管的財政收入固然能夠帶來暫時的快樂，但卻埋下了財政體制扭曲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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