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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亂象卷土重來。這凸顯了對國際貨幣新秩序的需求。美元、英鎊以及空前未有地緊盯美元的人民幣匯率迅速走低，引發摩擦。上世紀30年代的幽靈有些又借尸還魂了，尤其是由貨幣競相貶值所引起的對不公平貿易優勢的擔憂。美國財長蓋特納已經譴責中國在操縱匯率了。
矯正匯率亂象有兩種辦法，但它們相互之間是尖銳對立的。一種是召開國際會議，由專家提議匯率計算模型，再由政治家來談判。這種安排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但即便是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定的固定匯率也被證明是脫離實際的，所以很快就出現了一輪修正貨幣平價（parity alterations）以及堅持匯率管制的潮流。
其他以匯率問題為中心的會議統統都失敗了。美國總統尼克松曾贊譽1971年代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是“世界歷史上最具意義的貨幣協定”。但這個體系很快就分崩離析，各國的匯率安排也紛紛轉向浮動匯率。
1987年的七國集團財長盧浮宮會議甚至沒能達成任何一致結論。有些與會國贊成某種以目標區間為形式的半固定匯率，但說話很有分量的德國聯邦銀行卻并不支持那種思路。
歷史似乎意味著，有關匯率和儲備問題新方案的會談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第二種辦法也許是更好的選擇，那就是各國就什么是貨幣政策的恰當基礎這個問題達成共識。如果這種共識能夠廣泛達成并且保持其一致性，其結果就是產生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歷史上曾兩度達成這種共識。第一次是在一個世紀前，當時信心的保證是黃金；后一次是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這回信心的基礎是人類智慧解決政策難題的能力。通貨膨脹的終結和所謂“大溫和時期”（the great moderation）——人們以此來描述最近30年經濟動蕩幾乎消失的現象——構成了某種基礎，在此基礎之上，世界的大部分都經歷了自由化過程，信心、貿易與繁榮也得到增進。
上述第二個時期對貨幣制度的探索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側重點是貨幣總量目標法（monetary targeting）。第二階段，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公開或隱含地采納了通貨膨脹目標法（inflation targeting），而這一階段在為穩定貨幣政策建立基礎方面更成功一些。
然而，通貨膨脹目標法卻從未成為一種明確的理念，而且這次金融危機也使它喪失了信譽。早在2003年，時任一家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伯南克就曾說，通貨膨脹目標法“怪異、含糊，而且可能帶點兒顛覆性”。如今這種感覺更強烈了。
在未發生相應總體通脹卻形成了資產價格泡沫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該作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加以糾正和限制？關于這一點一直沒有定論。資產價格上漲一般會增進購買力，因為許多資產持有者此時都愿意（且能夠）更多地舉債消費。近年來，許多歐洲專家試圖論證貨幣政策也應把資產價格納入考慮范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卻普遍抵制這一觀點。
上述歐洲觀點的困難在于，資產價格和消費者價格通脹可能會向不同的方向運動，就像21世紀頭十年那樣，所以同時考量兩種因素會導致政策上的自相矛盾。這將致使央行面臨喪失明確政策指導方針的風險。央行的公信力在于簡單明了的法則，法則亡則公信力亡。
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學乖了。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變得較為復雜，也變得更為政治化，所以在國與國之間就出現了更多的差異和混亂。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一如既往地對股市和商品市場上的資產泡沫保持較為超然的態度，歐洲央行則會變得更關切一些。
由于貨幣政策觀念上的分歧明朗化了，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就要求更廣泛的政治辯論和更多的政治介入。英格蘭銀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常常被視作貨幣政策透明化的先驅。長期以來，委員會成員誰對加息投了贊成票，誰投了反對票都會被及早披露，可謂高度透明。然而，恰恰是這種透明度，使得公眾能夠把委員會成員某些歸入鷹派，某些歸入鴿派。
如果說誰投什么票是清楚的，那公眾就會越來越多地要求討論委員會的人選：既然貨幣政策委員會是事實上的貨幣當局，它為什么不能由選舉產生呢？在歐洲，早在歐洲央行成立之前，有關歐洲各國央行是否要向政治負責的類似辯論就已經相當激烈了。支持不同貨幣政策的陣營之間分歧越大，要求以政治辦法解決爭議的呼聲也就越高。
這一發展勢頭好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舊戲重演。當時的問題也在于，各國就貨幣政策和互相一致的政策框架難以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當時的央行在選擇脫離統一的政策框架（金本位）之后也備受譴責。而央行的一國化傾向也構成了英國和法國左翼政治力量的主要活動平臺之一。
再進一步說，那種發展形勢也為操縱匯率以謀求出口、商業與工會利益的做法掃除了障礙。其結果則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混亂——這恰恰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潛在走向。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歐洲大學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教授，近著有《價值的創造與毀滅》；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09；翻譯：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