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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18 本報記者:石新榮 張宗剛 黃勇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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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這一龐大群體在金融知識上的匱乏和金融服務上的短缺，已成為制約其生存和發展的瓶頸之一。
貴州省“安順市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下簡稱“服務中心”)福建服務點的甘虹介紹，由于文化水平低，不少農民工缺乏基本金融常識，無法填寫相關單據，所犯錯誤匪夷所思。很多老鄉誤將大額支付行號當電話號碼使用，在寫賬號和支付行號單子時注明“空號”，還說這號碼打不通；普遍不會寫大寫的“貳”和“肆”，把賬號數字中的間隔符號“-”當“減號”念；一些農民工花費數小時還填不好一個單。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地區銀行機構對農民工小額業務存在歧視。廣東、浙江等地的一些銀行機構，在窗口上貼出“2000元以上才受理，低于2000元的自己從ATM機上轉賬”，或“1000元以下不予受理”等條幅。
此外，一些農民工的打工地遠離城市，居住環境差，工資偏低且存取困難，少許血汗錢往往用在喝酒賭錢上，難有積蓄。
中國人民大學趙錫軍教授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建設的浪潮中，農民工相對城市居民而言，是一個弱勢群體；而目前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要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也是金融業界的弱勢群體。
農民工金融服務的缺乏，是農民工群體長期處于社會底層和弱勢地位的反映。
“服務中心”人員韋文光深有感觸地說：“只有到了外面，走近農民工，才知道他們的處境有多么艱難。農民工在外地遭到很多不幸和歧視，基本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他們所掙的每一分錢都很不容易。”
去年6月，韋文光接到求助電話，長途跋涉到浙江金華一“黑廠”探望幾位拿不到工錢看病的安順農民工，不僅遭到該廠老板辱罵，還被反鎖在廠里。幾經周折出來后，為了讓班文彪等農民工“走出魔鬼般的營區”，韋文光“一直投訴到市勞動部門，才將五個農民工拯救出來，但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工資”。
安順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目前僅八人，不僅服務面小，還存在成本費用較高、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難以統一等困難。據服務中心測算，各服務點成立以來，工作經費、交通費、通訊費、無償為農民工維權等各項費用累加每年約需100余萬元，全市農信社約需發放一億元左右貸款產生的凈利潤才能維持其正常運轉。部分農民工還存在困難救助、維權等多方需求，單靠服務點自身力量無法解決。
農村信用社作為服務“三農”的主力軍，長期承擔了大量政策性金融職能，經營成本高，貸款風險大。涉農貸款面對千家萬戶，金額小、筆數多，工作繁瑣，管理難度大，經營成本偏高；同時，農業項目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如發生凝凍、地震以及洪澇等自然災害，部分涉農貸款極有可能變成不良貸款。
趙錫軍、貴州省農村信用社改革專家組組長辛耀等專家學者認為，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如何建立長效機制為越來越多涌入城市的農民工提供專業性金融服務，已成為我國金融企業面臨的一個新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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