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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國別分布的變化影響中長期國際資本流向，為中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的大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中國能否充分利用這一機遇卻受到美國三大信用機構對中國信用評級業壟斷的制約。
首先，信用評級影響金融產品定價，是債券市場發展的前提。直到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前不久，西方的信用評級機構一直給中國和希臘相同的信用評級(例如惠譽的“A”級)。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希臘的國債負擔(超過GDP的100%)遠遠高于中國(GDP的25%)，外匯儲備極低，進入歐元區后已失去運用貨幣、匯率政策調節國際收支的能力，因此違約風險遠遠高于中國。不公正地壓低了中國的信用等級也就降低了中國金融資產的定價，增加了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難度。
其次，政治上的偏見影響信用評級，造成經濟傷害。信用評級不僅對金融交易主體的償付能力，而且對其償付意愿進行評判。這種評判部分地解決了債權(投資)方與債務(被投資)方對債務人履約能力和意愿信息不對稱的矛盾。此外，信用評級也為投資人(金融資產所有者)約束交易代理人(例如基金經理、投資銀行)提供了工具。為了維護自身以及美國的經濟利益，穆迪、標普和惠譽有夸大西方式政治體制和治理結構優越性的傾向，強調其它政治體制、治理結構不穩定和諸如腐敗之類的風險，這種偏見又通過信用評級轉化為資產價格或準入門檻，影響信貸流量，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融資的負面因素。
最后，帶有偏見的信用評級通過金融監管體系增加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延緩金融市場的發展。自從美國監管當局率先在銀行監管標準中引用信用評級，信用評級也被許多國家廣泛地運用于金融監管。例如，在巴塞爾(BaselII)協議框架下信用評級被用來計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證券化過程中被用來決定金融資產風險分類；信用評級也被用于決定不同金融資產的信息披露要求，甚至影響金融監管的實施程序。偏低的信用評級將導致按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的上升。為了滿足有關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有關銀行必須持有更多的資本金，從而降低資金運用率，增加運營成本，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