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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價高于美國歐洲”？對某些人的某些消費而言，確實如此；對全局而言，大謬不然。何以出錯？原因全在錯位比較。
首要的錯位是樣本選擇。用以比較的應該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消費的商品與服務價格，而不是小小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價格。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居民收入和財富水平天然趨向分化，不同居民群體所消費的商品與服務差異很大，經濟體制取向和開放經濟將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居民群體的消費差異。在汲取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經驗的基礎上，二戰以降的西方國家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措施，從而緩解了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的程度；相反，在缺乏強有力政府或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從而加大了不同居民群體的消費差異，這一點，我們從改革后的中國和轉軌后的蘇聯東歐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時，在開放經濟體制下，不考慮“發展國貨”等思想驅動下的行為決策，發展中國家消費者天然更加傾慕發達國家制造或有發達國家品牌的消費品，西方名牌贗品流行、西方大路貨品牌在發展中國家往往當作高檔品牌銷售等現象就表明了這一點。而這些消費品真品往往又價格高昂，中低收入群體受預算制約而主要或完全選擇廉價國貨，高收入群體則會選擇較多的高價西方商品，其消費模式往往與發達國家同類群體差異甚小，但該國居民群體消費差異比封閉經濟環境下進一步拉大。
這樣，以高收入群體的消費作為衡量全國物價水平的標桿，扭曲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借以得出“中國物價高于美國歐洲”結論的文章中，我們看到用以比較的是皮爾·卡丹襯衣、法國制造服裝、美制風衣等高價西方品牌，北京賽特商場這種以奢侈品而聞名的購物場所，以及在泰國開會旅游度假的地方，這些場所、這類商品的價格完全不足以代表一個國家整體物價水平。
其次是銷售周期錯位，即將銷售周期不同階段的商品價格拿來比較。服裝、皮具、電器等時尚型消費品整個銷售周期可以劃分為“上市—流行—退市”三階段，同一商品在退市階段的價格遠遠低于在上市、流行兩個階段的價格，特別是高檔品牌，新上市貨品在高檔商場黃金柜臺銷售，退市貨品可能就會淪落到尾貨商場之類清倉處理。越是高檔品牌，越是時尚特征顯著的消費品，銷售周期內的價格變動幅度越大。因此，要跨地區、跨國比較同一商品的價格，應采用同一階段、同類銷售場所的價格數據，方才不致于扭曲結果。
這種錯位比較之所以容易發生，是因為現階段同一時尚型消費品商品流行周期美歐往往領先中國一步兩步，西方中檔品牌在中國往往當作高檔品牌銷售，而這些現象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發展中國家國內消費者對發達國家品牌與時尚的盲目追捧。目前我國已經消除了外匯缺口約束，一部分消費者追逐國外名牌不至于危機我國國際收支平衡，我們已經有條件對這種盲目追捧寬容一點，只要中國尚未完成對西方的全面趕超，這種盲目追捧也難以徹底消除，但我們的貿易政策不應以便利、滿足這種對外國時尚消費品的盲目追捧為目標，我們的貿易政策著眼點永遠應當是促進本國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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