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彈性、最終實現較大程度的自由浮動是我們早已確定的長遠目標，但提高匯率彈性的潛在風險也令人無法忽視。
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比例始終高于固定匯率制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70年代時前者比后者高約40%，1980年代約高15%，1990年代高8%。
而且，國際游資沖擊下主要貨幣匯率波動性增強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有害。匯率的高度波動性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金融市場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匯率經常性的波動使居民所持有的本幣標記的金融資產價值同樣處于高度波動之中，這就會刺激居民改而持有外幣標記金融資產。當外幣資產與本幣資產處于可替代的競爭狀態時，本幣標記的國內金融市場就會萎縮。
擴大匯率波幅風險可控
正是由于提高匯率彈性存在上述潛在風險，而且全世界實施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中修成正果者只是極少數，所以多年來我們對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分外謹慎，希望選擇最恰當的時機將擴大匯率波幅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程度。那么，此時此刻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風險可控與否？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提高匯率形成機制彈性、直至最終實行較為自由的浮動匯率制度，目的并不是要犧牲匯率穩定性；假如市場普遍存在匯率單向變動（升值或貶值）的預期，此時提高匯率波幅將有利于單向變動預期自我實現，從而犧牲匯率穩定性目標。之所以前幾年不敢貿然放寬匯率波幅，關鍵原因就是外匯市場走勢及其參與者們的預期幾乎一向是單向升值。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已經超過30%。只有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情況下，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才不至于大大加劇匯率波動性，特別是不至于造成短期內的大幅度升值，以至于超出實體經濟部門的承受能力。畢竟，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經濟過去、現在、未來都只能建立在強大實體經濟部門基礎之上。令人寬慰的是，人民幣匯率單向升值的特點已在2011年被徹底打破，雙向波動特征在這一年里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在2012年的頭4個月表現得更加充分。所謂“雙向波動”，確實名副其實。
雙向波動特征貫穿全年
而且，雙向波動不會僅僅是今年頭幾個月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特征，由于貿易差額波動和其它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波動加劇，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特征將貫穿全年，并日趨明顯。
從貿易差額變動來看，出口增長和持續的貿易順差是人民幣匯率的支撐力量，出口減少和貿易逆差則反之；中國外經貿的2012年恰恰是以進出口“雙降”和創紀錄單月貿易逆差開局。
鑒于今年外部經濟環境不利，接踵而來的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損害了發達國家和地區吸納中國大陸出口增長的能力，去年中國對歐盟、美國、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別為14.4%、14.5%和13.7%，均低于當年中國出口總額增幅（20.3%），而發達國家和地區長期是我國大陸傳統的主要出口市場，盡管預計今年全年貿易收支仍將維持順差格局，但逆差月份可能會增多，單月逆差額已經創造了紀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升值走勢將更多、更強有力地被貿易差額波動所打斷，或發生一定時期的逆轉。
其它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的波動將通過金融市場的傳染效應進一步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而經濟基本面、初級產品行情走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這些因素都在預示著今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和貨幣匯率將出現比較劇烈的波動。
傳染效應加劇匯率波動幅度
去年，除中國外，其它幾乎所有熱門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匯率都經歷了兩位數幅度的貶值，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概莫能外，而這些國家貨幣匯率去年的貶值又有著深刻的基本面因素。
由于許多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近幾年的經濟繁榮直接間接源于商品牛市，然而，去年初級產品行情已經明顯下跌，路透-杰富瑞大宗商品期貨指數全年下跌8.3%，無論是金屬還是農產品均未能幸免，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對沖基金經歷了10多年來最差的年景；今年初級產品行情也并不看好，部分初級產品價格前兩三個月雖然出現相當強勁的回升，但多數是戰爭風險、出口禁令之類經濟基本面之外的因素所致，預計全年大宗商品進口價格將繼續下跌，進一步加大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今年其它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和匯率波動多半會進一步加劇，金融市場上的傳染效應由此會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何須過度擔心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的風險失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