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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先生說到能源價格時，免不了挨板磚，公眾質疑張國寶先生屢屢站在壟斷企業立場說話，但他質疑外匯儲備收入時，卻引發眾多共鳴。看來，部門之間的互相監督是信息透明的好辦法。
3月7日，張國寶提出疑問，中國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預算報告顯示，去年中央財政外匯經營基金財務收入為682.83億元人民幣。如果中國的外匯有1%的收入，則至少有1400億人民幣的收入，這與預算報告顯示的600多億相差很大。他拋出兩個問題，“這樣的外匯收入太少了，我們的外匯怎么用的？為什么收入那么少？”結論是顯而易見的，1%的收入太少，還不如我們自己用呢。
兩天后，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就做出了明確回應：張國寶先生說的683億人民幣回報，和外匯儲備的收益完全是兩碼事。權威的解釋應當是由財政部來解釋，這是財政部報告里的數字。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理解，這683億人民幣是當年在創立中投公司的時候，經人大批準，財政部發行了1.55萬億人民幣特別國債，而國寶同志講的683億人民幣，是對1.5萬億人民幣國債每年支付的利息，一年就是683億。因此，它和外匯儲備收益是兩碼事。
多虧“國寶同志”這一問，公眾得到三個信息。第一，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預算報告顯示，中國財政外匯經營基金財務收入是682.83億元。中投公司不是作為紅利上繳，而不作為利息支付。第二，坐擁3000億美元資金的中投收益到底是多少？應該比683億元多吧？第三，預算案中沒有明確提出中投的成本贏利，連張國寶這樣的重要官員都產生了誤解，更別提摸不著門的非代表、非委員們了。
從市場取向上來說，成立中投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是市場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戰的開端，可以讓社保基金不至于孤軍奮戰，設立中投公司是正確之舉。與社保基金相比，中投的投資范圍遍及各個領域——國內外股票、債券及另類投資——其中包括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大宗商品以及房地產，靈活性更強。
不能因此泯滅張國寶先生質疑的價值。中投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必須證明自己的存在比財政部與外管局處置收益更高。市場化的企業如果一直虧本，說明管理者與管理體制有誤，最好的辦法是另擇賢能。市場化不能作為中投的護身符，投資成績才能證明一切。
中投最艱難的任務是支付利息。財政部為中投進行了隱形擔保。為替中投融資，財政部發行了價值1.55萬億元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以向央行購買外匯儲備，其中，6000億元向央行發行，2000億元通過小型債券向社會發行，7500億元特別國債通過其他方式向央行發行。特別國債的票面利息在4.3％-4.69％之間，期限為10年和15年兩種，中投每年的資金成本在5％左右，全年恰為683億。中投董事長樓繼偉曾經說：“按照2000億美元的規模計算，如果按工作日算，平均每個工作日要賺3億元人民幣。”不要以為財政收入真的多了這683億，這只不過是央行、外管局支付的成本中極小的一部分，中投要連本帶利歸還欠債，加上抵銷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每年的收益必須在10%以上，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目前為止，中投的成績不功不過。
截至2008年年末，其資產的87.4%為現金、3.2%為股票、9%為固定收益、還有0.4%為另類投資。2008年度，中投整體實現239.55億美元投資收益和231億美元凈利潤，中投在全球組合回報率為-2.1%，高西慶先生自夸是“在國家主權基金中虧損是最少的”，那是因為他們還來不及像投資黑石一樣大筆投資。彌補中投損失的是顯著增長的國內股權投資收益，其中投資收益主要來自匯金公司對國內金融機構的長期股權投資收益（262.53億美元）。而今年3月初，中投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稱，中投公司截至2009年年底的帳面利潤超過100億美元。這一數據好于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但要遜于卡塔爾和阿布扎比的主權基金。中投的成績要歸功于冒然投資黑石與大摩失利在國內激起的滔天口水，使中投更加謹慎，投資于大宗商品、小部分金融與實體經濟股權領域。
希望類似于發改委、央行這樣的重量級經濟部分的質疑越來越多，市場化的企業需要監管，在企業透明度蒙羞、統計數據挑戰常識的情況下，通過官員之間的質疑與釋疑，可以部分解決民眾的信息饑渴。這是信息不能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令人難堪的亡羊補牢之舉。
無論如何質疑，市場化的方向與信息公開的大方向不應變，要改變的只是管理方式與信息披露方式。如新加坡淡馬錫巨虧之后，高官換人，而市場與法治的方向不會因此有絲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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