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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30 作者：陸志明/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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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部委三令五申表示對樓市的調控不會終止，但眾多媒體卻報道在7萬億地方政府債務的高壓之下，地方政府賣地償債的沖動卻從未稍息過。某開發商近期就對媒體表示：如果發展商不買地，割掉的不是發展商的脖子，而是地方政府的脖子。
這一席話背后，除了反映開發商寄望于地方政府挽救其危難之外，也透露出了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償債壓力之大。然而，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剖析，地方政府，而非民間資本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才是鑄就當前中國地方債務危機與樓市泡沫并存、并且相互不斷推進的根本。
從最基本的市場經濟理論來說，政府、企業與個人都是市場參與的主體。而要維護最為高效的市場充分競爭環境的實現，必須讓上述三者各司其職、合理協調。政府主導承擔市場監督者的角色，為市場形成良性競爭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企業與個人則作為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來投資和消費。要是三者相互串位，彼此的市場定位與角色發生沖突，那么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會被打破，而市場效率也會下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地方政府逐漸取代民間資本成為發展市場經濟的主力，這一模式的出現并占據主導，源自對日韓等亞洲鄰國高速工業化進程的學習。不可否認，日韓等亞洲經濟體的快速工業化進程中，政府主導模式的確產生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三星、索尼等跨國企業的迅速崛起，無不與政府背后的支持密不可分。然而，在最近二十多年間，這種以依靠低端勞動力、政府幕后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正遭遇內部經濟活力不足、外部貿易競爭環境惡化的內外交困局面。
而在外部亞洲神話陷入泥淖的同時，中國原本順風順水的地方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也愈發困窘。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就成了最為突出的問題。而受制于中央政府抑制樓市的政策，賣地收入這一地方主要財源越來越不確定，未來償債能力因此打了大問號。由此可能引發一系列對未來經濟可持續穩健增長的隱患，將對社會和諧發展造成較大沖擊。
單就整個地方政府債務與樓市這一切入點來看，為了達到GDP發展指標的政績所需，地方政府往往傾一地之力投入大量公共資源建設基礎設施與大型國企項目。而這些設施工程每每耗資、耗時巨大，因而需要銀行中長期信貸支持，地方政府債務就由此而生。每次為應對經濟危機均大幅提升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從而將其逐漸積累至超出正常工程項目盈余的水平。一旦債務償付能力超出工程項目本身的盈利預期，那么地方政府就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提供更多的財政支持，在大力提倡房地產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時期，依靠賣地收益的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救命稻草。
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為了經濟發展的長治久安，樓市非得嚴厲調控不可。在目前樓市所存的剛性需求中，相當部分實質為投資剛性，而非自住剛性。而投資剛性的背后，往往牽涉銀行與民間融資，事實上即便是那些一擲千金、全額購買的豪客們，背后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自有資金呢？即便不是銀行貸款，必然也與民間借貸密切相關，而民間借貸則與更為隱秘的銀行企業、個人信貸息息相通。
既然地方政府主導經濟模式的根本弊端在于角色錯位，這一錯位造成了政府兼具裁判員和運動員雙重身份，同時風險規避與自我平衡意識嚴重缺乏，那么從邏輯上來講，規避地方政府自身的財務風險最為有效的解決方法，當然是政府重歸其市場監督者的身份，引入真正具有自我財務平衡能力的市場主體進入。讓企業和個人重新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力量，尊重個人與企業的自主權利，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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