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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2 作者：《21世紀經濟報道》高級編輯 唐學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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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離“十一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目標僅有4個月時間，可謂“節能減排收官之戰”。而國家統計局8月份公布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不降反升0.09%。由于2009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5.61%，意味著在今年余下4個月時間中要完成將近5%的能耗降低，各地政府倍感壓力，而中央政府則派出六路督察組到各地，要求各地政府務必采取“鐵腕”完成“十一五”節能目標。
各地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之下，甚至表示不惜停產來保證達標。對于一些能耗降低異常困難的地區來說，他們開始質疑“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為工業能源消費量同工業增加值”的比值這一公式的合理性，希望能夠改變測算方式來達到過關的目標。
“十一五”的“節能減排收官戰”是中央地方之間最富有戲劇性的交涉場景，這也是財政分權體制和政績考核系統的一個典型案例。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是中央政府主導，自上而下地將節能減排的各項工作目標和任務逐級分解到各省、市(地)、縣（重點企業），簡單地說，節能減排是“指標分配制”。
但是，在此之前節能減排“指標分配制”對地方政府并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困擾，以至于2006年發生了“除北京外，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這使得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承諾發生懷疑，隨后中央政府不斷發表強硬的講話來督促地方政府實施，并隨后開始將節能減排納入省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對未完成任務的地區實行嚴格的問責。
這實際上將節能減排強制性地變成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于是地方政府須在GDP增長、分稅制下的財政利益最大化以及“節能減排”這三個目標中進行權衡，折衷出最優結果。GDP增長數字是地方官員晉升的重要指標，官員有更強的政治動力來發展經濟，在分稅制下，中央占據了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征收的稅種。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企業所得稅和土地出讓金，要應付“事權并不上收”的財政開支狀況。這其實也是分稅制下中央調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種策略：留下大量事權和少量財權，讓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尋找財源，實現地區間的充分競爭。
這種策略讓地方政府和企業利益高度一致化。如果地方政府有條件，他們當然愿意引入大型投資，因為大型投資所包含的技術升級因素使得他們不僅獲得GDP高速增長，同時單位能耗也會下降，北京就是一例。但更多的地區并沒有北京這樣的政治資源，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擁有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慣性。于是，他們在GDP增長、財政利益最大化和節能減排之間的“組合式選擇”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高度相關。
如果他們認為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8%以上已經板上釘釘，那么余下4個月時間則應當將重心放在節能減排上，甚至以限產停產來達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真的需要將高能耗企業產能完全“取消”，如果2011年經濟勢頭回落明顯，中央政府需要重新將增長放到優先的位置，那么高能耗產能企業則會“復活”。這也是調控本身帶來的“科學節奏回應”。
“節能減排收官戰”的確帶來強烈的緊張氣氛，但是節能減排的政府主導機制很容易導致松緊不一的狀態。真正的長期性的節能減排應當依賴市場機制、立法機制和社會機制。中國已經出臺了大量的法規，例如《環境保護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節能降耗綜合工作方案》、《循環經濟法(草案)》等等，法律的微觀干預同市場獎勵環保企業的機制相結合，地方政府的壓力來源不僅來自中央政府，也同本地區的民眾監督相關，這樣才是長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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