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股權之爭雖然告一段落，但勝負雙方都沒有完全偃旗息鼓，市場上仍有不少人在擔心“國美分裂”的可能。盡管有人為黃光裕一派的“失利”和陳曉一派的勝利浮想聯翩，但筆者認為，這并不代表中國開始進入職業經理人的時代。
首先，正在尋找發展空間的民營企業家今后還會安心把一手帶大的企業交給外部“能人”嗎？今后，當我們大量的民營企業家在合法的情況下出于“安全感”的需要，把舞臺都交給了自己的家人，那么缺乏成熟金融市場支撐的職業經理人，他們生存的空間又從何而來呢？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共同認可的“企業文化”的時候，筆者無法對此做出樂觀的回答。
其次，企業發展是動態的，大股東和職業經理人的地位不是永恒不變的，資本市場越成熟，投資者資質越高，越會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支持“能人管理”模式。不過，筆者想說的是，今天中國還在發展階段，職業經理人引領企業成長的條件并不具備。正因為是這樣一個“不確定”的特征，可以斷定，黃陳間今后的利益爭奪戰會愈演愈烈。這場利益紛爭，越來越像一出連續的荒誕哲理劇，雙方斗得越投入，傷害就會越大(事實上是擠占了股東和消費者的利益)。結果，企業決策層整天忙著自己的主導權之爭，傷害的是失去努力方向的員工的利益，而且員工與股東、消費者不一樣，他們無法用腳投票，只能自己承擔企業內耗導致的業績下滑，承擔企業治理機制不順帶來的成本。
再次，民營企業中所有者(大股東)和經營者(職業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是現代企業文化的一種自然表現，盡管在中國經濟還處于發展的現階段，沖突的結果并不一定是企業變得更強大，但這一特征絕對扯不上民營經濟“所有制缺陷”的問題。我相信，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成熟，中國投資者企業治理意識的普遍提高，中國企業一定會造就出“能人打天下”的局面。這次廣大小股東背離大股東利益的投票結果，就充分反映了他們對濃厚家族文化色彩的擔憂。因此，中國資本市場需要給民企或家族企業一個很好的“退出”機制，既讓他們能獲得創業初期承擔高風險所需要的高回報，又不讓家族文化給企業帶來長期的枷鎖。
當然，商場猶如戰場，利益永遠是第一位，情感是第二位的。我們不能排除黃陳雙方，在社會沒有覺察到的時候已經“不計前嫌”，“握手言和”了，也就是說，他們會悄悄地利用媒體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關注效應，變不利為有利，再次從“國美”的品牌中獲得雙方都看重的更多商機和利潤。不管怎么說，中國在進入“職業經理人”時代之前，民企一定會在“戒備心”和“寬容心”之間找到一個發展的臺階，和職業經理人“同甘苦，共命運”；而職業經理人也會接受這種雙贏
(尤其是從黃陳之爭中會更加悟出這樣的道理)，去陪伴著中國民企完成家族式蛻變的過渡階段，等待著資本市場的發展給他們帶來更廣闊的施展才能的空間。否則，任何急于求成、爭名奪利的舉動，都會搞出一個對大家都不利的“魚死網破”的結果。
筆者認為，在現階段，中國民企這場經理人利益的“保衛戰”，如果繼續下去，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的后果，而不一定會出現像有些學者所期待的那種“理想”結果。“職業經理人”時代離我們還很遠，但有一樣東西來之不易，那就是這次“國美之爭”，第一次系統地給所有的經濟活動參與者帶來一個耐人尋味的、改善中國企業治理機制的課題。（原載于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