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為全國關注的重大焦點問題。能不能破題，能不能有所作為，都直接取決于政府發展理念的轉變以及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
●這些年，財稅體制以及相關的結構性改革滯后，是收入分配關系難以理順的根本原因。“十二五”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效性，取決于其能否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重要的是通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有市場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例如，國有資本配置本質上是政府行為問題。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發揮政府在“提低、擴中、限高”中的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與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相關。以追求GDP總量為導向的增長方式，重投資輕消費；以國民收入為導向的增長方式，是消費拉動的增長，目標是公平與可持續發展。應當說，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不僅與追求總量的增長方式相關，而且又是這種增長方式的必然結果。這是因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需要大量的財政資源，使公共財政體制難以建立；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傾向于長期壓低勞動力報酬，由此使得勞動報酬增長速度長期低于GDP增長速度；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以政府轉型推動“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為全國關注的重大焦點問題。能不能破題，能不能有所作為，都直接取決于政府發展理念的轉變以及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
以收入分配改革帶動財稅體制改革。這些年，財稅體制以及相關的結構性改革滯后，是收入分配關系難以理順的根本原因。“十二五”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效性，取決于其能否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完善財政收入體制，在將國有資產租金和利潤、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非預算收入納入財政預算的同時，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在初次分配中降低政府生產稅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份額；在再分配中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幅度降低經濟建設支出和行政管理費用的占比，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重要的財政基礎；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改革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形成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有效地促進政府轉型；建立和完善人大對財政預算的審查和批準體制，實現財政公開化和民主化，為政治體制改革尋求現實的突破口。
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壟斷是造成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進一步打破壟斷，盡快建立起規范化的收租分紅制度，提高國有企業上繳租、稅的比重：一是防止“國進民退”。這兩年社會對“國進民退”有比較大的意見。建議盡快出臺詳細的《反壟斷法》實施細則，放開壟斷領域門檻、引入競爭，通過市場法律規范國有企業的投資領域；二是盡快建立常態化的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收租分紅機制。建議將征收“特別收益金”改為征收“超額利潤稅”，將壟斷利潤以稅收名義收歸公共所有；三是建立全口徑的財政預算體系，尤其是涵蓋國有企業的資源使用租金和利潤分紅。
促進工資談判制度和工資定期增長機制的形成。其中的關鍵在于賦予并保障工人進行工資集體談判的權利。除了工會外，鼓勵探索多種形式的工資集體談判機制。此外，應當加強對最低工資的監管力度，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
確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約束性指標。從社會對這項改革的需求看，在這方面要有明確的約束性指標。著眼于發展方式轉型，建議“十二五”這五年應努力把我國消費率從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上制定相應的約束性指標。例如：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考慮通貨膨脹因素，使城鄉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長在15%左右，是一個結構性的增長，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包括實際收入、勞動報酬、最低工資增長幅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稅制改革、通脹預期控制。“十二五”時期，要使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從約60%提高到65%左右，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