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世界經濟迅速反彈，人們以為金融危機已經遠去，然而就在此時，金融危機以來的反危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后遺癥也開始逐步顯現：以政府部門的“杠桿化”抵消民間部門“去杠桿化”；以大規模貨幣刺激彌補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融資功能的“失血”，并沒有解決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卻引發了金融風險的財政化和金融風險的貨幣化，其中2010年上半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下半年的“貨幣混戰”成為影響全球金融穩定的兩大主導力量。
2010年一季度國際金融市場最大的熱點，莫過于希臘債務危機拉響了各國主權政府債務風險的警報，全球金融風險重心移至歐洲。為應對危機，各國普遍實施力度空前的經濟刺激計劃，加大了舉債力度，然而大規模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許多發達國家由來已久的財政脆弱性問題日益凸顯，導致主權債務風險不斷積聚。主權債務問題正成為困擾發達國家的普遍性難題，并成為二戰后發達經濟體的政府負債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根據OECD估計，西方發達國家反周期的財政支出幾乎占赤字增加量的1/3，發行4.5萬億美元的債務，幾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債務發行量的3倍。財政赤字水平較危機前都大幅提高，負債水平普遍比危機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
2009年12月，三大主要信用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紛紛調降希臘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2010年4、5月間，危機進一步蔓延至“歐豬五國”，并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多米諾骨牌效應：對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的擔心已經轉化為主權融資市場的壓力，全球資金避險情緒再度緊張，全球金融市場再度大幅震蕩。其中，歐洲貨幣遭受投機沖擊，一度跌至四年新低，歐元深陷貨幣信用危機，歐洲和IMF啟動聯合金融救援機制。不過，后來盡管宣布的歐洲金融穩定機制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證券購買計劃有助于部分地緩解了歐元區債券市場較為嚴重的壓力，但這種效果最近已經逐漸消失。8月以來，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德國國債收益率利差一路走高，除希臘外，皆已超過銀行壓力測試前水平，顯示市場對歐洲某些國家主權債務和銀行系統仍存有擔憂，主權債務風險仍未遠去。
從今年第二季度開始，全球各國的經濟復蘇步伐分化加劇，發達經濟體復蘇動力明顯減弱，歐洲多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多數發達國家面臨財政緊縮或財政重建的過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呼之欲出。
全球四大央行（美、日、歐、英）延續貨幣擴張的主基調，各國央行直接投放基礎貨幣，央行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以美聯儲為例，危機爆發至10月初，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由2007年6月的8993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3131億美元，兩年多時間增長了2.57倍。與美國相似，英國央行資產規模也增加了近一倍，歐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擴張了30%以上。受貨幣推動，全球市場信心得以迅速恢復，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復又重現。衡量流動性的3個月倫敦銀行間市場利率（LIBOR）與3個月美國國債利率差距的TED利差持續走低，6個月和12個月美元LIBOR利率分別為0.45%和0.77%，不及危機前的1/6。以M2口徑衡量，2000年，發達國家M2為4.5萬億美元，2008年升至9萬億美元，而今發達國家M2已升至10萬億美元，全球流動性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發達國家放縱的貨幣政策，擾動了全球貨幣和匯率體系，以美國宣布即將啟動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和日本央行直接干預匯市為標志，下半年全球陷入由各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沖突而引發的動蕩之中。發達國家深陷通縮之苦，試圖開閘放水，刺激通脹預期，這樣海量的貨幣涌向世界，新興經濟體淪為資本逐利對象，資產泡沫被迅速吹大，一些不堪資本流入壓力的新興經濟體已經開始行動，試圖筑起高壘，阻止流動性沖擊本國經濟和本國貨幣穩定。
10月初，泰國政府宣布，將對外資投資當地債券的收益征收15%的利得稅，旨在遏制熱錢過快涌入引發的劇烈市場波動；而在中國香港，當局近期推出了一攬子監管措施，防止樓市出現泡沫化傾向；新加坡近期則通過擴大本幣匯價波動區間來應對通脹威脅。在本輪干預中最為領先的巴西為了抑制熱錢流入過快，將對外資課征的所謂外國投資稅的稅率由4%上調至6%，政府同時調升外資在期貨市場交易保證金的稅率，由0.38%升至6%，一場新興經濟體抵御國際資本沖擊的阻擊戰已經打響。
回首2010，全球金融局勢為何會發生如此大的動蕩？各國的決策者，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決策者需要認真的反思和警醒：事實上，為應對金融危機，擺脫經濟低迷，“量化寬松”政策和財政刺激的逆勢擴張，似乎更符合擺脫危機的需要。
然而，事實證明，救市政策的成本十分巨大，2010年以來反危機政策的后遺癥初步顯現，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量化寬松政策及其各國之間的政策沖突而引發的貨幣戰爭輪番上演，這恐怕不能歸咎于經濟復蘇和金融市場恢復過慢，為保證本國經濟復蘇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實施的不計成本的政策才是危機進一步惡化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