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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輪房價上漲，總會有輿論將矛頭指向土地財政。是的，以賣地為主的土地財政在當下財政體系中,實在太引人注目了：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為15910.2億元，占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的23.22%。在那些房地產市場火熱的城市，這個比例則可能高達50%。
何謂土地財政？通俗的說法是,政府財政收入主要靠土地。其實土地財政并非中國獨有，甚至可以說是各國通例，只不過形式有別：在中國，土地財政意味著地方政府的一錘子買賣——通過招拍掛出讓土地，獲得一大筆巨額的土地出讓收入；而在很多國家，土地財政則意味著地方政府根據本區(qū)域內的物業(yè)所有者房產價值來征收房產稅。中國的土地出讓金是一次性的巨額收入，而國外的房產稅是持久的細水長流。
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政府總有沖動去壓低征地成本，盡量抬高土地出讓金的價格。征地成本的減少即意味著財政支出的減少，而土地出讓金的增加，則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加。通過對土地的前后手倒騰，政府的財政收入達到最大化。但是“你的收入就是我的成本”，對于農民來說，過低的征地補償費導致了其今后生活的艱難；而對于城市居民來說，過高的土地出讓金又增加了其購房的成本。在這場土地財政的大戲中，政府成為了最主要的受益者——各地美輪美奐的政府辦公樓就是一個明證，而那些在城市中蟻居的工薪階層則成了這個制度的主要失意者。
但在很多國家，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于房產稅。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的稅收是和當地的房價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地方政府只有在提高治理能力，提供更好的公共品，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流向本地，才能夠提高房價。這樣，房價實際上就成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公共產品的表征物。而居民也可以通過買賣房產來用腳投票，表達其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意見。
在中國的土地財政制度下，政府成了主要受益者，中國絕大多數有產者也直接受益，但是卻鮮有人贊同土地財政制度：他們總是認為，房地產商賣給他們的價格太高，一個與之相比較的價格，就是農民的征地補償費。對于房地產商來說，他們認為政府的稅費收入是房產價格的主要構成，他們掙的只是辛苦錢而已。對于政府來說，他們則認為自己是冤屈的：目前的土地財政制度是法律賦予的權力，并不是地方官員超越法律獲得的，為何人們總是將矛頭對準土地財政制度？
也正在這個背景下，有了廈門市規(guī)劃局局長趙燕菁和贛州市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設局黨委書記劉宏長在媒體上撰文，為土地財政制度鳴冤抱不平。尤其是趙燕菁先生認為，“土地財政”深圳經驗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甚至認為，在現階段放棄“土地財政”制度是自毀長城。趙燕菁先生在《再為土地財政說幾句話》一文中，回答了土地財政與中國經濟增長、土地財政與貧富分化、土地財政與房價、土地財政與產業(yè)空心化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各方人士思考。
應該說，趙燕菁先生的思考是嚴肅的，比那些動輒批評土地財政“禍國殃民”的言論嚴肅多了。我也認可土地財政制度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當下的土地財政制度并不可取。一個最基本的理由是：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政府通過賣地獲得的收入，既無法獲悉其主要用途、又無從監(jiān)督，那能不能將這種收入藏于民間，留待民間自己分配呢？
是的，很多為土地財政制度辯護的論據都指出：正是因為土地出讓金的增加，才補充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的公共服務才成為可能。正如趙燕菁先生在文中所說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獲得的利益并不是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政府要用這筆錢建設道路、橋梁、醫(yī)院、學校、市政管線、電力設施、公園綠地、機場、港口等等。”
但問題是，這些錢真花到這些項目中了嗎？還是有所保留？據審計署2008年公布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審計調查結果顯示，京津滬渝穗等11個城市土地出讓管理存在嚴重問題，土地出讓凈收益有1864.11億元未按規(guī)定納入基金預算管理，占11個城市土地出讓凈收益總額的71.18%。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他們并沒有明顯感受到巨額財政增加帶來的公共福利提升，看到的卻是各地政府辦公大樓的拔地而起。當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與公共服務提升并沒有多大改善時，多了土地出讓金又如何呢？更何況，這筆錢的成本還是由自己承擔呢。退一步說，由于財政分配中的漏洞效應，由政府花錢總是沒有自己花錢更為有效率，那么政府能不能開放土地一級市場，由農民自行賣地，而不必假借政府之手？
中國式土地財政制度之所以不足取，并不在于其是否推高房價、是否導致貧富懸殊，而在于其搶奪了本該由民間自己分配的收益。更要命的是，政府在花錢時，我們還不知其如何花。政府總是在磨砂玻璃中進行公共服務支出，而我們納稅人則是在玻璃之外看最后的結果。既然你不對我透明，那就怨不得我在外面發(fā)牢騷了。巨額的財政收入和不透明的支出機制，這才是土地財政制度的最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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