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目前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為了保護農業耕地，２００４年以來，國家對土地占用相繼出臺了占補平衡、增減掛鉤等政策。所謂占補平衡是新《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所謂增減掛鉤是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若農村整理復墾建設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鎮可對應增加相應面積建設用地。而拆村并鎮是城市化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最新創造出的做法，顧名思義，就是把幾個村莊合并成一個帶有城市味道的小市鎮。初步估算拆村并鎮至少可以節約４０％的土地，同時也可以改善農村的落后面貌。
２００９年以來，中國汽車銷售呈井噴式增長以及房價的狂飆，進一步表明了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住、行”消費的高漲階段，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工業化以及正在進行的城鎮化將進一步引領中國從國富民窮走向國富民強的社會。然而，國富民強這個目標的實現要求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要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關注貧困階層、低收入階層的利益。
近代中國社會落后的原因是工業化滯后。建國后國家又走了一條用農業積累優先發展工業的路子，這個路子雖然奠定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但是卻加劇了城鄉貧富差距。改革開放的政策是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傾斜的政策使得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這種差距加劇了中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結構失衡，嚴重影響了可持續發展。平衡發展是任何社會追求的目標，也是當代各個國家追求的目標。中國要實現小康社會、實現平衡發展，必須在今后的發展以及經濟增量中重視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改善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現狀。
城市化是中國實現平衡發展的重要機遇和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協調處理各個層面的利益關系，特別是要兼顧農民的眼前利益和中長期利益，以免加劇既有的不平衡或產生新的不平衡。在此過程中，只有讓城鄉居民的各項權利受到切實的保護和公平的對待，我們才會共同收獲一個經濟高度繁榮、社會高度公平、人心高度和順、城鄉高度和諧的社會。
按照許多地方目前的做法，地方政府包括上交中央政府、農民補償、占補平衡以及拆遷等費用每畝地大約在１３萬元左右。地方政府需要對基礎設施進行投入，但是投入后，先期的地價最低工業用地在２２萬元以上，商業用地一般都在３５萬元以上，后期的價格更高。農民得到的一次性補償基本在２—３萬元，在此以后將會失去生活來源及基本保障；或者是得到１萬元的補償，２萬元留作社會保障，即所謂的用土地換社保。青年人可能到城里打工，但拿到的也是最低工資，而年老和幼小者只能得到眼下的一點補償。
一場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運動，讓農民“上樓”、“被城市人”后失去了僅有的依靠，而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享有。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可以說是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們透支了農民中長期的利益。
也許，在社會當前的階段和發展過程中，需要再次犧牲農民的利益，但是最主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把透支的收益用于政績工程。只要注意觀察就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為了政績和聚人氣大肆進行新區建設，而新區的建設又主要集中在辦公設施的改善和形象工程的搭建上，這樣做的結果不但不能促進發展，而且會造成中國城市的畸形發展。特別是豪華的辦公設施、非生產性以及政績工程的過大投資，還會加大未來維修養護等支出，從而使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
今年以來，社會對地方政府背負的巨大債務表示了極大的擔憂，同時也對土地財政予以譴責。造成這種現象的關鍵原因有兩條：一是政績觀；二是地方政府普遍缺乏土地投入的先期資本。因此，地方政府土地的一級開發不得不從銀行大量借款或和開發商結合，從而透支農民的中長期利益。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形式，城市化以及大量的土地資源不但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器以及貧富差距的平衡器，反而還會進一步加劇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
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是城市化過程中必須堅持的原則，否則城市化將會真正成為一場災難，從而動搖中國社會穩定發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