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除了財政方向的代表之外，許多人都對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持贊成態度，甚至有更為激進的提法。比如茅于軾老先生就提出，個稅起征點應當提高到8000元。理由十分簡單，按茅于軾說法，在現有的征收機制下，主要的征稅對象是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主要來源并不是薪水，而是資本收益。
我十分贊同茅老的意見。工薪階層納稅應當，但不應作為政府主要稅源，而主要稅源應當來自資本利得。一說到資本利得很多人想到股市，似乎只有股市投資所得才算是資本利得。而對IPO過程中，“非創業資本”的大發橫財卻聽之任之，根本沒有考慮如何使用稅收手段，維系社會公平。
在我看來，政府對工薪階層應當充分讓利。除向少數年薪30萬元以上、真正屬于高收入階層的人征稅以外，其它都應當只是象征性征稅。
我們不妨去看看現實，真正高收入階層的人實際占有大量社會資源。個人真正需要從自己腰包掏錢的地方極少，一切都變相成了企業經營成本。但需要大量自己工資支付的大多數“白領階層”、工薪族，他們同時扮演著社會消費的主體。所以，減低他們的稅負，對擴大中產階層隊伍、維系社會穩定、拉動消費都有著極其正面的作用。因為，他們是最不希望社會動蕩的群體。
不過現在看，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的難度比較大。一方面陷于財政收入減低速度過快的原因。另一方面，估計中央也希望用“小步快走”的方式來逐步提高個稅起征點。尤其是希望為應對未來的“不確定”留些后勁兒。說白了，為個稅起征點留下進一步調節的空間，這恐怕也是中央為未來應對“滯脹”保留的財政手段之一。
其實，未來的“不確定”在我看基本是確定的。利比亞戰事升級，日本大地震已經為糧食、石油價格上漲提供了充分的“借口”，而美、日貨幣作為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它們的濫發，更為糧食、石油價格的上漲提供了原動力。所以，我一直強調，“全球性滯脹”已經在不遠處等著我們了。
在此背景之下，中央對個稅留有“后手”情有可原。當“全球性滯脹”出現，外需大幅回落之時，個稅起征點估計還會進一步上調，而節奏應當稍微滯后于“滯脹”程度。
在我看來，此次“全球性滯脹”將以日本大地震、利比亞戰爭為突破口，以歐元區加息為里程碑，以日元拼命寬松、美元拒絕緊縮為核心動力。
放眼當今世界，除了恢復性增長，我們幾乎看不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歐元區如果在此基礎上加息，勢必加劇世人對歐元區經濟恢復的擔心。這將是一個重要的導火索。加之日本、美國同樣缺乏經濟動力，而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又對發達國家的恢復有著明顯的依賴性，所以，一旦歐洲加息世界勢必將重新審視全球經濟走勢。
但我可以肯定地講，歐元區的加息不可能減緩“脹”，因為“脹”的源頭不是歐元區需求旺盛；歐元區加息只會加劇“滯”，因為加息首先打壓內需。所以，歐元區越加息，情況越糟糕。我是想告訴大家，歐洲加息將是本輪“全球性滯脹”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