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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透露，國家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增長15%，這樣，就可以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同時，人社部將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刑法中設立“惡意欠薪罪”，用“犯罪”規(guī)范拖欠工資行為處罰力度。
如果說，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是一種現實的選擇的話，那么，2011年春節(jié)之后出現波及范圍廣、爭奪戰(zhàn)激烈、延續(xù)時間長的“用工荒”證明了愈演愈烈的用工短缺在今年似乎比往年來得早、來得猛、更復雜。而勞動者與用工企業(yè)之間圍繞著薪金而展開的利益博弈，天平正向勞動者傾斜的事實，證明了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正被市場這只“無形之手”所認可。這正說明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被扭曲了的生產要素價格終會被市場所修正，勞動力價格必然被重估，勞動力廉價時代正在結束。而職工工資在“十二五”期間翻番正是適應和順應了這一時代潮流的要求，并不是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只“有形之手”能夠達到的目標。
年初的“用工荒”是勞動者對于廉價勞動力無言的抗爭，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廉價勞動力的窮途末路。在劉易斯拐點到來和人口紅利行將結束的雙重影響下，支持我國廉價勞動力模式延續(xù)的基礎已經悄然改變。雖然目前我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仍在繼續(xù)，但是由于過去幾十年間收入分配過多地向企業(yè)和政府傾斜，導致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勞動性收入水平卻沒有獲得相應的增長，農村勞動力已經不再無限地向城市轉移。同時，隨著我國人口逐漸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時代，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下降，而社會撫養(yǎng)負擔卻在不斷提高，過去那種由“上無老、下無小”局面所推動的經濟增長已經難以再現。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矛盾勢必會不斷激化，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勞動力價值重估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在科技不斷發(fā)展的今天，勞動力價格所產生的競爭力已大大不如從前，所謂的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yōu)勢已經越來越成為企業(yè)壓榨工人剩余價值的借口。在一些外資企業(yè)中，外方員工收入與中方員工工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們不禁要問，難道中外員工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真的有如此懸殊的差距？而面對富士康工人加班工資占到總收入一半的事實，我們更不禁要問，企業(yè)究竟要將員工壓榨到怎樣的地步？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上的競爭已經不是價格的競爭，而是勞動力素質的競爭，過去那種將人當作機器的管理模式已經不適應未來發(fā)展的趨勢。在此情況下，如果企業(yè)還沉浸在十幾年前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競爭優(yōu)勢之中，那么很可能會失去勞動力這一要素所能產生的真正競爭優(yōu)勢。
應當看到，頻繁出現的“用工荒”，其實質是工資待遇偏低使然。這些年，政府勞動部門雖然不停地上提“最低工資標準”，對企業(yè)的最低工資、社保繳納等進行嚴格把關，但企業(yè)在善待員工，確保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等方面并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可事與愿違，他們盼望在公民權利、擇業(yè)就業(yè)、工資待遇、子女教育、生活方式、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能夠與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的要求并沒有得到滿足，而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fā)展，種田收益和來自政府的補助讓他們不再把自己的命運死死系于到城里打工掙錢養(yǎng)家上。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漸回暖，我國企業(yè)的訂單數量開始增加，這使得對民工的需求大幅上升，此時，勞動者在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方面沒有達到“體面勞動”的待遇，他們選擇了“用腳投票”，倒逼用工企業(yè)必須以更高的工資、福利待遇來滿足他們的愿望與要求。勞動者用自己的抗爭與行動為終結廉價勞動力時代做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確定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的具體目標，體現了國家對勞動者利益的維護與保護。對于勞動者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只有切實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保障他們應有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員工技能培訓，不斷提高勞動者文化技術素質，為員工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huán)境和生活環(huán)境，花大力氣建設“軟環(huán)境”，才能讓員工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進而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chuàng)造”邁進，實現企業(yè)產品升級、產業(yè)轉型、產效提升的戰(zhàn)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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