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融資總量比人民幣信貸口徑更科學。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部門提出了社會融資總量的概念，廣泛涉及本外幣各項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方面，遠比人民幣貸款口徑更為寬泛。根據中央銀行有關統計，2002年人民幣新增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達到92%，此后逐步降低，2010年人民幣新增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僅為55.6%。與此同時，人民幣新增貸款之外的融資方式漸成氣候，如2010年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融資、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16.3%、8.4%、7.9%和2.7%（四項相加大約占人民幣新增貸款規模的63%）。
要以科學嚴謹的態度認識和看待社會融資總量。第一，經濟學意義上看似合理的變量在統計學意義上未必能夠經受考驗。有關方面基于2002-2010年的年度數據認為，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但計量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小樣本回歸，其結果的精度程度非常值得懷疑。第二，
20世紀90年代初新西蘭中央銀行率先采用通貨膨脹目標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放棄以貨幣供應量為代表的中介目標，開始采用與新西蘭類似的貨幣政策框架。第三，各種融資方式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在融資總量中的比例還會發生變化，就像世界各國廣泛使用的各種口徑的貨幣總量一樣，總是處于需要調整的不確定性狀態。
制定社會融資總量指標不是為了繼續“套籠子”。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部門正在加大利率市場化推進力度，這將使信貸規模（或社會融資總量）管制在不遠的將來會改變。這是因為，市場化的利率是通過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各方市場力量參與、影響資金供求關系而獲得，并將利率干預到某一期望水準。換句話說，為了獲得不同的利率水平，中央銀行必須不斷改變貨幣供給，實現調控目標，也必然造成利率目標與貨幣目標兩者不可兼得。至于兩個目標孰重孰輕，相信社會各界早已一目了然。
目前并不缺乏市場化的金融調控手段。傳統意義上講，中央銀行擁有三大政策工具，即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操作。今年以來，中央銀行已經連續6次上調準備金率。同時，與西方傳統市場經濟國家略有不同，我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前，基準利率也是重要的政策工具。此外，還可以與時俱進發現和完善其他調控工具，如科學使用動態資本、動態撥備，防止經濟上行期信貸過度增長、經濟下行期信貸過度緊縮。再比如可以通過綜合使用按揭貸款首付比例LTV（loan
to value）、消費貸款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LTI（loan to income）、存貸比LTD（loan to
deposit，含日均存貸比）、無息準備金制度（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等調控工具，更好完成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等。
我國最終調控目標還是“老三樣”：GDP增長率、就業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等。遺憾的是，這些年調控中出現了本末倒置，即認為控制好融資總量這個過程目標就完事大吉。公眾呼喚的是一個對預先設定物價水平負責的貨幣部門，而不是社會融資總量的基本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