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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息借貸-資金鏈斷掉-跑路，這成為近期民間借貸臻于瘋狂的一些溫州企業的寫照。事實上，民間借貸換一個詞，就是我們熟悉的高利貸。昨天一則“溫州老板攜13億元高利貸跑路，債主八成是公務員”的新聞就成為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可見高利貸現象已不是小打小鬧了。
經濟學家茅于軾對于高利貸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利息高說明供不應求，應該鼓勵全民放高利貸。都去放高利貸了，利息也就下來了。這當然只是紙上談兵的想法，民間借貸存在風險，只是基于債權人對于債務人的信任，一旦違約了，風險就是血本無歸。你不可能強求全社會都是風險喜好型的，讓全民去放高利貸就相當于讓全民去炒股。高利貸在冷冰冰的經濟學原理面前是合理的，有供給是因為有需求，但是在現實環境中，高利貸是刀尖上舔血，靠高利貸將企業轉危為安的畢竟只是少數。
高利貸洶涌對應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以民營為主的中小企業缺錢，銀根緊縮的宏觀大環境使得國有大商業銀行更青睞大企業和大客戶，對中小企業惜貸，銀行有自己的利潤指標和風險控制，這么做有其道理。相關監管部門的三令五申也不會收到太大效果；二是國民經濟中的金融化趨勢比較嚴重，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愿意把錢拿出來放貸，短時間內獲取高回報。不久前的上市公司中報業績較為“養眼”，可是具體一分析，很多公司的主營業務都不怎么樣，賺錢都是靠放高利貸，而不是將資金用于實業經營。也就是說，一些能夠輕易和便宜從銀行貸到錢的公司，自己一轉臉當起了“二房東”，利用監管漏洞，把錢以更高的利息轉借給更需要錢卻不易貸到錢的中小企業，躺著就把錢掙了。有媒體提供一組數據，溫州從事制造業的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一般在3%-5%，而民間借貸的年利率能達到60%，還得是托關系才行。
民間借貸愈演愈烈，系統風險不斷被推高，政府自然不能坐視不管。溫州市政府就已經表態，在要求嚴厲打擊暴力討債等違法犯罪行為之外，還表示對于出現暫時流動性困難的企業，不能簡單停貸或收貸，以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然而更長遠的是，如何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這種需求是剛性的，正規的銀行渠道借不來錢，那就只能求助于非正規的融資渠道，比如高利貸和地下錢莊。浙江女富翁吳英非法集資的案子很矚目，她非法吸收存款，觸犯法律自是無疑，但對于為時已久的吳英現象，我們不能說僅僅只是把這樣的人抓起來，而應在制度上有所反思，有所創新，能否提供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對于個人以及眾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合法吸收存款該怎么做。
極容易變身高利貸的民間借貸，光靠堵是不行的，還要靠疏導。利率不夠市場化，不能夠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需狀況，所謂旱的旱死，澇的澇死。任何價格如果被過多管制以致扭曲，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尋租，一是黑市，對于利率也不會例外。金融市場上不可能是大銀行包打天下，一枝獨秀，大銀行的身份自然讓其更多的是考慮如何服務大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還需要大量的中小銀行來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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