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現90多個中小企業主“跑路”、有企業主因無法償債而跳樓之后，防止溫州中小企業倒閉和民間借貸崩盤的重任落到了官方的手中。對于溫州的民間借貸，聽之任之，讓其自生自滅，恐怕風險波及實體經濟。但是，對于溫州因高利貸引發的老板跑路、企業倒閉等種種困境，國家該不該救，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去深思的話題。
對于那些利用民間借貸不搞實業而是搞房地產投資的中小企業，的確沒有任何理由去救他們。特別是那些高利貸的提供者，還應該去規范和打擊。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溫州民間借貸之所以盛行，以及中小企業紛紛遠離實業，實屬環境使然。以溫州市為例，中小企業能夠從銀行等主流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80%以上依靠民間借貸生存。
這種長期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導致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另一方面助漲投機炒作之風。通過高利率的民間借貸獲得的資金，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礦。即使有的流入中小企業，在利率奇高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通過做實業賺回來的。于是，中小企業將資金再次貸出去，以錢炒錢，成倍放大了風險。
因此，所謂的救助，最關鍵的不是去救那些炒房者，不是去救那些放高利貸者，而是借此機會，推動民間借貸的合法化以及對中小企業長期性的扶持政策的出臺。切忌為了維穩而對所有可能崩盤的民間借貸給予資金援助，更不能將高利貸者納入救助范疇，否則就是為下一次更大的風險提供彈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