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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發生并波及多個國家，絕非偶然因素所致。除了美國經濟一蹶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一些被銀行收掉房子者無家可歸等具體原因之外，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不斷累積，特別是金融資本一家獨大、貧富懸殊和社會撕裂不斷加劇可能是主因。華爾街示威者“我們都是99%”的口號及其對占人口1%的超級富豪的抗議就是證明。但西方也有人認為這是無業游民在胡鬧，華爾街繳納了巨額稅收，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某貧富差距極大的經濟體的執政者坦言，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不可能解決——其中隱含著鬧也白鬧的意思。這話固然不錯，但如果一個文明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似乎有悖于“文明”的社會價值取向。何況，就是在資本主義各國，也不都是財富分配差距懸殊的。
眾所周知，經濟學一般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富分配差異程度。通常認為，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難以發揮收入分配的刺激作用；基尼系數大于0.4則表示差距過大，會引起不同社會階層的關系緊張和社會不穩定，故合理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2—0.4之間。在現實中，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數最低的國家之一，一般在0.25左右，德國為0.3左右，而美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警戒線。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一般較高，大致在0.4上下。
影響基尼系數高低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傳統、政治經濟制度等。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政策制定者希望以收入分配制度達到何種目標，是注重分配差異的刺激激勵作用，還是注重分配政策的調節保障作用。日本基尼系數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通過實行高額累進稅制“劫富濟貧”，高收入群體的最高所得稅稅率達到75%，一般低收入群體只有15%。美國普通中產階級的稅率大致為15%或25%，比較富有的中產階級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級富豪的投資收入適用的稅率不超過15%，比工資收入應繳的稅率低不少，因此很多富翁的收入適用的稅率遠低于一般中產階級，如巴菲特的收入適用的稅率就低于其辦公室的某些雇員。同樣，在薪酬制度設計上，注重薪酬保障作用的日本，薪酬收入差距較小；而注重激勵作用的美國，薪酬收入差距往往達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其結果是，美國經濟與社會具有較強的活力和創新力，但社會的割裂和碎片化明顯；而日本社會則較為穩定，即使發生如1998年那樣的大危機也未產生重大的社會問題，但社會活力和創新力又顯得不足。
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比較突出，基礎性的原因在于發展階段問題以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同時，收入分配制度還不完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項緊迫、現實而又長期、艱巨的任務。調整和完善的思路和方式有很多，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應包括這樣一些重要內容：設計合理的財政稅收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設計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教育狀況；設計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縮小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設計合理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設計合理的市場競爭機制，逐步縮小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設計合理的薪酬制度，逐步縮小企業高管和普通員工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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