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日前表示，今年底將在總結重慶、上海房產稅試點情況的基礎上，出臺房產稅擴大試點的方案。賈康同時認為，“政府調節房價未來的方向，將是以房產稅等經濟手段來逐步替換‘限購令’這樣的行政手段。”（《中國證券報》12月8日）
在當前房地產處于深度調整、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滑、一些城市的限購令即將到期的情況下，這種表態的確具有多層面的政策想象空間和現實可能性。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全國130個主要城市的總土地出讓金為1.18萬億元，同比減少5200億元，降幅為30%。如果計算所有城市，則今年的土地財政收入可能減少上萬億。
這在當前地方債務負擔沉重的情況下，無疑是個非常棘手的話題。就此而言，通過擴大房產稅試點，一方面可以彌補地方在土地收入方面的缺口，另一方面為未來取消“限購”創造替代性制度。
長期而言，通過房產稅給房市以明確的制度預期，以保房價穩定，并使之成為地方的主要稅源，這個大方向當無疑問。
但也應看到，一方面，在上海、重慶這兩個試點城市，由于只針對增量房和豪宅等，其試點意義對全國而言并未提供多大參考空間；另一方面，從2003年至今，圍繞征收房產稅的諸多制度障礙并沒有解決。
比如，征收房產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抑制房價，還是給地方增加穩定的收入稅種？征收后，土地出讓金是取消還是照收？如果既收土地出讓金，又收房產稅，這種一層又一層的“剪羊毛”，和“增加民眾的財產性收入”的大政策，是否背道而馳？
再如，盡管目前沒有大范圍征房產稅，但總體稅費不僅不低，而且很高。據不完全統計，與房地產開發和交易有關的稅費多達60余種，占房價的比例保守估計在40%以上。因此，房地產領域的稅費改革應在維持現有稅負水平的基礎上，調整結構，而不是只強調收稅，卻不理會其他稅種。如果貿然開征，意味著房地產領域的稅負將更重。這顯然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的原則不一致。
鑒于“限購”等行政措施的短期效應，以及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在全國推行房產稅的大方向是對的。溫總理曾指出，要利用房價合理回歸的有利時機，出臺“治本之策”。因而，在以上種種疑問得不到制度回應的情況下，只是為了救地方財政收入之急，就貿然全面推行房產稅，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
房產稅涉及公民的重要財產權，對此應嚴密論證，科學評估，慎重推行，而不能為了某種短期需要急于推出。這不僅損害公民的合法產權，也易對公共政策的嚴肅性造成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