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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上周六在“2011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透露，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將使國企向兩個方向集中，未來會逐漸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國企：公益型國企和競爭型國企。他表示，一方面要防止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公眾利益，“在中央層面包括如石油石化、電網、通信服務等領域的企業，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氣、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業”；另一方面，國企將承擔破產退出的風險。（《新京報》12月12日）
讓一部分國企走向公益化，讓另一部分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自我發展或自我淘汰，這較之于眼下的大包大攬、政策性供血已有很大進步。不過，將“三桶油”、電網和電信企業也一并放到公益型的籃子里，這未免令人費解。
按照上述公益型國企的四條標準，至少在壟斷國企的管理者看來，他們早已滿足這些條件。在2010年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就曾發表言論，稱如果沒有“三桶油”，中國經濟早就亂了，其主要依據是，沒有自主定價權的油企，為了國家經濟發展，在國內外價格倒掛下，蒙受了巨額運營成本。
眾所周知的是，為了逼漲，巨頭們以惜煉惜售方式，制造油荒以達到逼漲目的且屢試不爽。如果文首報道描繪的未來公益型國企，與當下“三桶油”的現狀不能形成根本性區別，不能激勵油企進一步降低經營成本，所謂公益型國企，很難說不會成為壟斷巨頭金身不化的又一金鐘罩。
不否認壟斷國企的市場地位，也不能否認他們對經濟做出的貢獻，但這些只是因為缺乏有效參照物才顯得格外惹眼。如果把一些不存在太多技術障礙、發展易于成熟的行業交給市場，一旦打破壟斷，建立起了公平競爭的市場，想必不會有人懷疑，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對社會的貢獻會弱于壟斷巨頭。
即便那些市場經濟極其發達的國家，往往也設有一些國企，但它們并不是借助政策性的優勢資源固化壟斷，恰恰相反，市場不能解決或不愿解決的問題，才交給國企，比如郵政服務等。與此同時，國企必須接受苛刻得讓人難以忍受的監管。而我們的石油、電網、通信等，恰恰是資源高度集中、被市場認為利潤豐厚且民資早就渴盼進入的領域，繼續統攬這些行業，抵制競爭，這顯然并非明智之舉。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10年“入世”的成功經驗表明，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不僅可以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讓消費者從中得到更多實惠，還會形成強有力的創新激勵效應。在國企未來的改革方案中，保留一部分國企的公益屬性確有必要，但這種公益性不在于企業“發揚風格”主動讓利，而在于承擔那些沒人愿意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果企業一方面擁有大量資源，另一方面政策逼其讓利，既難以達成目的，也難說不被壟斷巨頭利用——油企巨頭通過制造油荒逼漲，不就是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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