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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近期稱，“十二五”期間我國有望啟動環境稅。（12月19日《新京報》）
相比以往的排污費征收，環境保護稅更具有執法強制性。可是，環境保護稅依然是對于排污“結果”的一種間接承認，只有發生了排污，才能征收環境保護稅，這依然是被動的、尾隨于污染行為之后的經濟補償手段。
而環境保護稅的用途同樣值得關注如果是用于其他方面，那不過成了政府增加稅收的又一條途徑，而投入到環境保護方面，則需要考量征上來的這點稅，能否彌補環境污染帶來的惡果。
不能簡單將企業假設為只會算術的小學生。制度設計者首先要直面的是，環境保護稅征收額度多少，如果低于企業排污帶來的灰色收益，那么過度經濟人理性的企業依然會選擇邊納稅邊污染，甚至將環境保護稅當成理直氣壯排污的借口。
如果環境保護稅征收額度過高，則要考慮到重稅之下企業是否會想方設法逃稅，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政府依然將企業利益置于民眾利益、環境保護之上的國情下，要謹防地方政府隨意用招商引資的幌子，成為企業少繳甚至不繳環境稅的保護傘。
近年來雖然有一系列制度組合拳出臺，但落實到不同主體，效果卻大有差異。比如調高水電氣等資源價格、居民繳納更多的污水、垃圾處理費用、限制私家車過度使用，由于居民個體相對處于博弈弱勢，因此只能接受并埋單。可針對企業和地方利益開征的環境保護舉措試點，卻可能出現各種抵制行為，成本被轉嫁也很有可能發生。就像節能減排任務下某些地方讓民眾承受停電、減少供暖等代價，車輛限號只卡住了私家車卻對公車大開綠燈，如果新一輪社會不公由此造成，效果可謂適得其反。
環境稅能救得了天天灰霾嗎？一句簡單的問話背后，是環境保護不能陷入以稅為主的思維誤區，是要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遏制政府政績沖動、完善市場與法制兼重的管理機制，進行符合中國發展長遠利益的全面革新。我們要找回藍天白云，首先要找回曾經迷失的、急功近利的發展路徑，這是再也拖延不起的改革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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