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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發布了首批共4個指導性案例。最高法研究室負責人介紹，指導性案例所確定的裁判要點，對人民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導作用，可作為審判依據。也就是說，這批指導性案例具有可參照性，可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加以引用。
首批指導性案例的發布，意味著法學界呼吁多年、最高法主導并力推的“案例指導制度”進入實踐階段。
按照“法制統一”的原則，法律統一適用應是司法審判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司法實踐中，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律適用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等現象，卻客觀存在，以至嚴重損害了司法活動的公信力。無疑，推行案例指導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同案不同判”一直是影響司法公正的一塊絆腳石，而案例指導制度的首要意義，即在于統一審判標準，合理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遏制潛在的徇私枉法，最大限度地維護個案的公正。
《新京報》就曾報道，北京高爾夫用品商人馮書凱買通某球場保安，撈走客人打進球場湖里的球1620粒，價值10054.8元，被北京一中院終審判處盜竊罪，獲刑3年、罰金3000元;而貴州村民滕彩榮到高爾夫球場內撿遺棄球，“涉案金額”達到15513元，卻被判無罪。
對于兩人的撿球算不算盜竊，需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加以甄別。但普通公眾有可能會認為貴州和北京的判罰存在矛盾，無疑有損司法權威。如果有了指導性案例，厘清其中的微妙差別，向公眾澄清不同判決的原因，是能夠消除質疑的。
案例指導制度的重要意義還在于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對法院而言，對類似案件不必耗費過多的精力和時間，完全可以按照簡易程序，按照類似案件類似處理的原則。
其積極意義還體現在積累和傳承司法經驗和司法知識上。誠然，法官只有“書寫判決書的筆”，并不能創造法律，僅僅是通過審判活動來解釋、發現和發展法律，但審判活動也具有創造性，主要就是通過具體的判例體現出來，應當視作寶貴的司法資源，而不應被忽略。
需要清楚的是，我國的案例指導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而是以司法指導為特色、以維護司法統一為主旨;我國的審判制度，仍是以制定法為主、案例指導為輔。
在指導性案例的基礎上，最高法如能進一步加強分類案例指導工作，即有針對性地開展諸如涉家暴案例指導、涉毒案例指導、涉黑案例指導、未成年犯罪案例指導、新型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等，則對提高案例指導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大有裨益。
同案是否同判、法律適用是否統一，法官是否胡亂裁量等問題，不能一再成為公眾詬病的對象，期待案例指導制度帶來有效的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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