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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北京市民政部門出臺規定，明確了對騙取社會救助者的懲罰措施：瞞報、虛報家庭財產收入者，將被列入誠信體系“黑名單”，且6個月內不得申請該項救助，構成犯罪的還將追究刑責。
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是政府為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水平的一項措施。可在一些地方，卻時有騙取低保的行為發生。去年4月，包頭市民政局在清理不符合低保條件的騙保者時，發現大量潛伏在低保隊伍中的富裕戶，其中一對低保戶夫妻名下擁有六處房產。
在北京新規之前，河南、陜西等地民政部門都曾制定了相關罰則，但明確提出追究刑責的，還不多見。
從法律層面分析，騙取低保者既涉嫌騙取國家稅收形成的低保資金，又擠壓了真正需要幫助的生活困難群體的基本生存權。虛構生活困難，掩蓋真實收入，以達到非法占有低保金的目的，已經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已經是一個涉嫌詐騙的法律問題了，絕非單純的停保、追繳可擔負的法律責任。
從刑法學理上講，欺詐行為“超出社會容忍范圍”時，才構成詐騙犯罪。也就是說，刑法保護的是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只有當一種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時，才需要將之列為犯罪。但社會對欺詐的“容忍”標準，是與社會文明、法治水平、征信制度相適應的。一般來說，社保制度規范嚴謹，就沒人敢以身試法；相反，如果低保制度懲戒乏力，違規騙保者眾，就會引發社會成員的僥幸心理，進而“法不責眾”。
毋庸諱言，要想維護政府的公信力，要想讓低保金真正用于生活困難群眾，要想取信于民，還群眾一個公道，就必須在法律層面上加大對騙低保者的懲罰力度。明明不是低保戶，卻主觀惡意要騙取低保資格，這跟普通的詐騙犯罪并沒有任何區別，都是主觀上隱瞞事實真相或假造事實，以騙取國家的財產。對此，就不能僅僅一個清退了事，而應該對騙保者在刑事和行政上，加以雙重問責，不僅要把他們騙取的低保金全部追繳回來，還要加以罰款。對騙低保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的，可以依照《刑法》第266條第二款“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款物的”之規定，予以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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